論文導讀：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已是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內在要求，一些非政府組織開始聯合高校、研究機構甚至政府部門進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廣和研究活動，影響巨大。本文選自《法制與經濟》。本刊屬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精品期刊，融權威性、指導性、理論性于一體，以挖掘新聞社會背景，推進法制建設為主基調，為領導提供法制參考，為法制工作提供信息服務。應廣大讀者要求，經有關部門批準，從2006年1月開始，本刊把《法制與經濟》創辦成為學術理論性刊物，創辦具有現實性、理論性、探討性、實踐性、地方性的辦刊特色。

　　關鍵詞：西方國家企業責任,法制與經濟

　　實踐結論：西方國家企業社會責任成果顯著

　　如可口可樂、強生公司等，他們承擔了企業社會責任，同時也收獲了很好的企業利潤。20世紀末，西方約有超過半數的公司設有專門的機構負責企業的社會責任，處理利益相關各方與企業發生的利益糾紛，甚至很多企業將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列入企業工作計劃之中。在西方，企業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的行為準則與企業形象訴求，成為旨在塑造品牌形象的非價格競爭手段”。[3]概括起來，西方國家企業社會的蓬勃發展本質上體現出一種由外而內的趨勢。首先體現在，它是由政府主導的一種制度化環境，從某方面說，政府是企業社會責任迅速發展的助推力。企業社會責任從表面看是企業經營理念的一種外顯，但在實踐中卻也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完成的，而政府在這種社會環境的塑造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引導角色。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理念并不是企業家與生具有、自身覺醒的產物，而是扎根于政府建造的社會基礎，固定于政府制定的各種法律制度，完善于政府對企業行為的監督監察，制度化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保障。俗話說“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政府制定的規章制度是企業行為的直接導向，以規章制度的形式將企業社會責任明確下來，是企業在日常經營和管理中貫徹責任意識的基本前提。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主持過“公司居民會議”，指出公司應該約束自己的行為，為職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與福利；在其召開的“克林頓全球行動”峰會上再次指出希望推動不同企業一起負起社會責任。在美國的影響下，很多歐洲國家也在公司立法中確立了傾向于就業、工資、工作條件等方面的社會責任規定。2005年，英國政府公布了《公司法改革白皮書》，將企業的終極目標定義為“追尋普遍繁榮和福利的最佳載體”。另外，西方各國都設有專門的機構以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推進工作。比如德國的經濟合作與發展部，日本的良好企業公民委員會等。整個社會在生成制度化的環境后，企業內部的社會責任氛圍也自然而然地越來越濃厚。在美國，很多企業在政府的督促監管下都有非常明細的商業行為規范（BusinessConductCode）或者道德規范（CodeofEthics），如美國著名的強生公司，早在1943年就有自己的行為守則，指出公司應該對利益相關者負責。美國倫理研究中心曾做過調查，1964年有40%的企業制定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則或類似的道德守則。而1987年在200家大企業中的調查顯示，有高達87%的企業有類似的規章制度。到了90年代后期，90%以上擁有雄厚實力的公司都制定了比較詳細的制度來規范企業行為。有的公司甚至對供應商也制定了行為守則，要求其履行社會責任的義務。如2011年2月15日，蘋果公司正式發布了2011年度的“供應商責任進展報告”，在報告中，蘋果公司強調他們要求供應商必須遵循蘋果供應商行為準則，并在供應商中推行最高標準的社會責任。報告將虐待、使用童工、非法用工、偽造審核材料、危害工人、恐嚇報復參與審核的工人以及明顯危害環境的行為定義為嚴重違規。嚴重違規一經發現，供應商必須立刻糾正，保證其工人的健康、安全及人權。除此之外，西方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取得較大成功的另一個體現則是大量非政府組織的參與。如果說政府和企業推行企業社會責任尚屬分內之事，那么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參與進來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在全社會中推行宣傳的成功。這些非政府組織通過開展保護勞工權益運動，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勞工及人權組織針對成衣業和制鞋業發動了著名的“反血汗工廠運動”；保護消費者權益運動，如1899年誕生的美國消費者聯盟，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保護消費者權益的組織；保護環境運動，如1992年在美國成立的非政府環境保護組織已經有1萬多個，其中最大組織的成員接近800萬人，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這些非政府組織還經常進行演講、展覽、學術研究與交流、志愿者活動等來使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深入人心，讓企業在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找到一個可以操作的平衡點，大批企業將社會責任加入他們平日的實踐之中。

　　經驗啟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思路

　　法制化環境就是指通過法制法規對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進行約束規范的一種氛圍。具有強制性權威性的法律不僅能夠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失，更能保障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因此，法制化環境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國內看，很多企業并不是沒有社會責任的理念，只是無法找到企業收入與社會責任支出之間的平衡點，很多企業降低職工福利、沒有良好的工作環境、忽視產品安全等從而引發諸多社會問題，根源就在于擔心承擔社會責任會拖累企業自身的發展。誠然，企業過于忽視社會責任必然會導致很多社會問題，或大或小地影響自身的發展；而如果企業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也必然會損害企業的利益，所以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將企業需要履行的基本社會責任以明文形式規定下來，有利于企業平衡自身利益和社會公益之間的關系，使企業合理安排用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收益，實現企業利潤與社會責任的雙贏，提高企業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再次，保證第三方組織的參與是企業社會責任蓬勃發展的助推力。第三方組織又稱為中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是存在于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第三部門，它們以公共服務為目標，不以營利為目的，是比較獨立的社會自愿組織。縱觀西方國家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軌跡，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是最大特點，當然我們仍然不能忽視第三方組織的參與、監督與推動。例如在美國很多社會責任審計機構就是民間組織，而早在1982年，美國就成立了最早的環保團體———山岳俱樂部（SierraClub）。另外在美國，“由于以NGO為代表的公民社會的強烈訴求，近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地通過各式各樣的法律政策，從勞動保護，產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等方面，用強有力的執法來約束和規范企業的行為。”[5]可見，非政府組織是西方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的助推力之一。如今，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已是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和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內在要求，一些非政府組織開始聯合高校、研究機構甚至政府部門進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推廣和研究活動，影響巨大。如安徽農業大學人文學院與美國專門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的國際非營利機構維泰合作的項目“工作場所權益保障能力建設”就取得了重大成果———《企業社會責任概論》教材的出版。這是國內首部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教材，也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將逐步走進高校。用企業社會責任“武裝”頭腦的新一代大學生，即未來的企業領袖和骨干們定能擔當起企業劃時代范式轉換的重任。可見，正是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使得企業社會責任走進越來越多的人的視野之中，它們作為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在中國的“星星之火”，必須合理加以利用引導，以形成燎原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