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的法律也在根據國情不斷修改中，很多法律專業的專家和學者也都對各個時期的法律進行過一些研究，刑事和解是我國刑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本文是一篇法律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摘 要 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制化是我國刑事司法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的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意義。然而現行法律的規定在案件的適用范圍以及刑事和解的主持主體上存在著不妥之處，我國應立足于我國司法特點進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并借鑒美國應對辯訴交易制度的優點，以推動我國法治事業的進步。

　　關鍵詞 刑事和解,恢復正義理念,寬嚴相濟

　　作者簡介：徐云志，四川大學法學院，研究方向：刑法。

　　一、刑事和解產生的司法、理論背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日俱增的社會糾紛數量與有限的司法資源之間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有限的司法資源只能被運用到具有較大影響和重要社會意義的社會糾紛之上，其他影響較小社會糾紛只能分配到很有限的司法資源，以致于很多案件長時間得不到理想的司法解決，表現為司法效率低下，而且不利于社會的穩定。

　　基于此大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不僅可以節約一部分司法資源，而且能夠加快社會糾紛的解決。事實上，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頒布之前，刑事和解就早已在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著。刑事和解雖然在理論層面上有些缺陷，但是其在司法實踐中所產生的效益相當可觀，因此備受公檢法機關的青睞。因此，刑事和解制度應時而生，不僅是在先進法學理念影響下的制度調整，更是各地公檢法部門在進行制度探索的過程中，建立在社會利益基礎之上的司法改革。

　　刑事和解的運用與被害人學的興起也有著密切的聯系。被害人學主張被害人在犯罪和預防犯罪的過程中，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客體，而且是一個積極的主體。人們偏向于關注強調犯罪人的人權保護，反而容易忽略保護被害人的人權。從被害人學的角度出發，其認為被害人不應僅僅是被動的接受，而應當是對自己的權益掌握主動權，以不至于再次受到二次的傷害。受害人對自己權益的掌握主動權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具體表現在刑事和解的決定權。

　　恢復正義理念借鑒了被害人學的觀點，成為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論基礎。恢復正義理念強調：第一，國家依據其職權，理所應當的回應犯罪以及犯罪對社會的影響。但是受害人作為犯罪危害結果的直接承受者，社會司法權至少應當體現其意愿;第二，犯罪人不僅觸犯了刑法，侵犯了政府的權威，更是損害了被害人、社會乃至于犯罪人本身的利益;第三，刑事司法程序不僅應該遏制犯罪，而且應有助于彌補這些損害，使之恢復到犯罪行為發生之前的無害狀態。刑事和解制度在國家公權力的主導下，通過犯罪行為人積極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和取得受害人的諒解，有益于恢復被犯罪行為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恢復性正義理念為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 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項程序性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通過其良好有序的實施，可以保障實現實體法的正義價值。在此前提下，即便這項制度有無害于程序法基本價值的不足存在，那么也應當認定該項制度是合理的。刑事和解制度能夠在新刑訴法中明確規定正是基于此。對于在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幾個問題，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刑事和解是否有損于認定案件事實。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提是案件事實已經查明，是對案件處理結果即量刑和民事賠償方面予以和解，并不包括對事實和證據認定的和解。刑事和解必須在司法機關的主持下在進行，本質上不同于受害人與犯罪行為人的“私了”。作為受害人，也只有在案件事實已經查明的情況下，才能夠同意與犯罪行為人進行刑事和解。因此，刑事和解無損于認定案件事實，不會損害刑法的價值。

　　其二，刑事和解制度是否使犯罪行為人逃避懲罰。在案件事實查明的前提下，犯罪行為人的犯罪性質和定罪量刑業已確定。使犯罪行為人真誠悔罪，本是作為司法機關對犯罪人課以刑罰的目的之一。犯罪人真誠悔罪作為適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條件，既然此目的在執行刑罰之初就已經達到，那么也就沒有理由針對使犯罪人真誠悔罪的目的給予其刑罰，因此理所應當把這部分刑罰從量刑中扣除。由此可見，刑事和解制度并不會使犯罪行為人逃避懲罰，反而很好的促使其真誠悔罪。

　　其三，刑事和解是否能夠有效恢復被犯罪行為人破壞的社會關系。犯罪行為人所破壞的社會關系主要是與受害者之間的關系，因此刑事和解要恢復的社會關系應當以犯罪行為人和受害人之間的關系為主，以犯罪行為人對其工作單位、所居住的社區等造成的緊張關系為次。這要求只有受害人才享有刑事和解的決定權，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需要受害人和犯罪行為人的雙重努力。受害人在決定是否與犯罪行為人進行和解時，不僅要考慮犯罪行為人給自己帶來的損害，而且要考慮其與犯罪行為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只有在犯罪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較小，且受害人期待其與犯罪行為人的關系改善至少不是惡化的情況下，受害人才有可能選擇刑事和解。對于犯罪行為人來說，第一受害人的諒解促使其真心悔罪，第二通過積極賠償直接緩和被破壞的社會關系，第三由于犯罪行為人得到從寬處理，減少了其回歸社會、適應社會的困難，這都有助于恢復社會關系。

　　三、刑事和解制度與辯訴交易制度的對比和借鑒

　　辯訴交易制度是指刑事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辯以換取檢察官以較輕的罪名或者數項指控中的一項或者幾項的某種讓步，通常是在獲得較輕的判決或者撤銷其他指控的情況下，檢察官和被告人經過協商達成協議的制度。據統計，現在美國所有刑事案件大約90%都是通過辯訴交易制度解決的。

　　辯訴交易制度同樣是作為一種刑事案件的解決手段出現的，其出現的背景同刑事和解制度具有相似性，都是為了解決有限的司法資源與不斷增加的社會糾紛之間的矛盾而出現的，雖然兩項制度服務于不同的法系之下，但是作為一種矛盾解決的制度設計，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共性。刑事和解制度隨著新刑事訴訟法的頒布開始走向法制化的軌道，但是時間并不長，找到刑事和解制度與辯訴交易制度之間的共性，能夠通過借鑒辯訴交易制度的缺陷來應對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刑事和解制度與辯訴交易制度之間的共性主要體現在：第一，兩種制度的適用都必須以征得犯罪人的同意為前提。第二，兩種制度的適用都有相應案件范圍的限制。第三，兩種制度的適用對犯罪人的悔罪態度都有一定的要求。第四，兩種制度的適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犯罪人刑罰。兩種制度的共性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但是在具體規定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刑事和解制度下，是由侵害方與被害方之間達成協議，而在辯訴交易制度下，是由侵害方與檢方之間達成協議。

　　在美國，對于辯訴交易制度的反對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侵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權利;第二，有違社會正義的價值理念;第三，導致政府權力濫用;第四，與對抗式庭審相悖。

　　第一項理由所述的權利是指被告人獲得正當程序審判的權利，由于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是由侵害方和檢方之間達成協議，為了刑事案件的解決，在美國出現了檢方通過加重量刑來要挾侵害方接受辯訴交易的案件，在此脅迫之下，侵害方一般會選擇接受辯訴交易，從而喪失了經過正當程序審判的權利。

　　筆者認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國同樣存在著這種風險，需要制定科學合理的程序規范，以避免在侵害方不同意與被害方達成刑事和解時，檢察院通過提高量刑相要挾，迫使侵害方與被害方達成刑事和解的現象。

　　第二項理由認為，在辯訴交易制度中，存在著正義與效率之間的價值沖突在價值位階上，正義的價值要高于效率的價值。然而，我國刑事和解制度本是在量刑范圍內進行和解，并非是犧牲正義而追求效率，而是提高效率來追求更高層次的正義，因此不必擔心價值沖突問題。

　　第三項理由是基于美國三權分立的模式提出的，但是在我國，同樣存在著在刑事和解制度下檢察院濫用檢察權的風險，例如前述的檢方脅迫侵害方與被害方達成刑事和解。

　　第四項理由是基于美國對抗式的庭審模式提出的，而目前我國大陸庭審采用的是糾問式，對此項風險可以暫不考慮。

　　四、對我國現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適用范圍，但是其適用范圍顯得過于狹窄。本條第一款規定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才適用刑事和解，“民間糾紛”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學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用語，其含義不清。對“民間糾紛”是否特指特殊主體例如熟人、親友之間的糾紛，或者是僅包括“民事糾紛”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界定。另外，在一些明顯不屬于民間糾紛的案件中，犯罪行為人或一時沖動，但其主觀危害性小、造成的危害結果也較小。例如生活極度貧困的人盜竊，對于此類犯罪案件，我認為，刑事和解的范圍沒有必要僅僅局限于民間糾紛，立法者的原意是將其限制于社會惡性較小的案件，只要犯罪行為人其本身惡性較小，造成的危害結果較輕，就應當適用于刑事和解。

　　新《刑事訴訟法》第278條規定了主持刑事和解的主體，包括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有的學者認為，刑事和解應當限制運用于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階段，其原因有以下三點：

　　第一，審查階段是刑事案件的過渡階段，既能引導公安機關偵查，也能影響人民法院的審判。要通過刑事和解制度提高刑事案件訴訟效率，關鍵在于檢察機關的審查。檢察機關只有將可和解的案件篩選下來，才可以使有限的司法資源投人其中，才可以實現提高司法效率、節約司法成本的目的。

　　第二，偵查階段不適合進行刑事和解。偵查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收集證據，調查案件事實。在偵查階段進行刑事和解，一方面，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實。偵查人員可能在辦案過程中為了盡快結案提高結案率，而在證據不充分、案件事實沒有查清的情況下急于促成當事人進行刑事和解。另一方面，由于案件尚未進入審查和審判程序，當事人的權利收到的保護較少，可能發生強勢加害人與偵查人員相互勾結，強迫受害人進行刑事和解的現象，不利于維護實體正義。

　　第三，在審判階段進行刑事和解意義較小。一是案件進人審判階段，司法程序已基本走完，此時再行和解已經不能很好的提高訴訟效率，而且在審判階段能夠和解的案件，必然在審查階段就可以和解，因此在審判階段和解本質是對司法資源的另類浪費。不符合刑事和解制度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二是對一些被害人來說，寧肯自己損失點錢，也不愿“拋頭露面”上法庭，在審判階段和解不利于維護被害人的利益。

　　因此，主持刑事和解的主體應當為人民檢察院。

　　五、結論

　　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制化是適應時展的產物，盡管存在一些缺陷，但并不能掩蓋其在司法實踐中所發揮的重大作用。任何一項司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這需要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司法人員的能動性，盡量避免該制度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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