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所認同的、相對穩定的、與法和法律現象有關的制度、意識和傳統學說的總體。本文是一篇政法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演變的概況及思考。

 　　摘 要 本文通過傳統法律文化的界定及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從形成到發展，從鼎盛到衰落，再到發展至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延續性和包容性。借用描述性人類學方法的社會學研究同樣可以恰當地尋求對它加以描述，這也許是一些更加具體的研究的開端，這些研究旨在探究法律原則和使法律原則得以制度化的實踐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意義。

　　關鍵詞 傳統法律文化,法律意識,法律思想

　　作者簡介：高一心，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2012級。

　　法律文化包括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是法的制度、法的實施、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等活動中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智慧和知識，是人民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傳統、習慣。中華民族作為唯一存留至今的四大古文明的所有者和繼承者，自然在歷史進程中形成了一套豐富的法律文化體系。我們可以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了解法律的發展特點，從而揚長避短，更好的為當代法律建設提供藍本和經驗。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源遠流長，細碎繁瑣，依據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時期：夏商周時期、春秋戰國至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不同的分類標準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分類結果，為了方便說理和說明，本文采用上述的分類。

　　一、夏商周時期神權法思想的誕生與滅亡

　　夏商周時期已經開始出現較為成熟的國家體系，一個國家的管理離不開法律，這個時期傳統法律文化的特點表現為從無到有，并且逐漸發展為神權法的特征。夏朝是由原始的氏族部落發展到國家的，因此為了管理全新的組織結構，必須由法律作出全新的適應社會需要的管理方式。管理國家的各種暴力機構，強制措施紛紛出現，為國家權力的運行提供保障。夏代中央有“牧正”，掌管畜牧。有“車正”，掌管造車。有“大理”，掌管審判。另外，夏朝還有“圜土”。圜土就是監獄。最后，為了維護國家權力機關的運轉，夏朝的法律規定了貢賦制度。可見夏朝的法律為國家的運轉提供了法律保障，并且遵循了“恭行天罰”的立法思想，為今后的神權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商朝時期，天罰的神權法思想發展到了高峰。《禮記表記》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朝的法律形式已經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刑，王名，單行法規。

　　商朝發展到頂峰的神權法思想，雖然一定時期內維護了商朝的統治，但是也為它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在西周滅亡了商朝之后，吸取教訓，不僅僅以上天來作為通知的工具，而是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思想，認為對待人民需要用德，對待刑罰必須慎重嚴謹，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后來經過周公制禮，將宗法制與法律規定結合起來，從內而外的維護西周的君王權威。與此同時，西周的刑法原則也體現了明德慎罰的特點。

　　二、 春秋戰國至隋唐立法技術不斷完善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漸建立的時期，禮崩樂壞。春秋時期，儒學是最早形成，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學派，后期對法律的影響發展為儒法合流、立法統一。它繼承了禮治和明德慎罰的思想，進一步提出了德治，即要求以禮為中心，作為指導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則，對后世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到了戰國時期，另一個門派，法家也逐漸發展了起來。法家極其注重法律的作用，甚至到了后期完全否定道德的教育作用，使其理論發展到了極端。

　　秦代的法律文化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重刑思想。除了重刑主義，法網嚴密也是此時法律文化的特點。秦代法網嚴密自古罕見，臣民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就觸犯了法律，遭到重罰。秦代雖然刑罰嚴酷，但是在訴訟制度方面有著不凡的建樹。秦代已經有了對訴訟形式的明確劃分，相當于今天的自訴和公訴，并且有著相對固定公平的審判程序，這在古代尤為不易。

　　漢代在結束了秦代的殘酷統治后，為了與民休息，穩定社會，發展經濟，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思想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漢初的知道思想，也深深的影響了立法和司法。這個時期的法律文化表現為以德為主，先德后刑，重德輕刑的特點，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為漢初恢復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社會發展，道家思想在對漢朝的管理上暴露了很多問題，使得到了漢武帝時期，直接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來穩固統治。在今后的法律發展中，儒家思想深深的烙印在法律中。儒家思想原來所提倡的倫理道德，直接被寫入法條中，成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儒家道德的法律化，可以說是這個時期法律文化的最大特點。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朝代更迭頻繁，有的朝代壽命極短，但是法律文化在此時的發展卻蓬勃興旺，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北魏律》和《北齊律》，成為隋唐甚至后世個王朝立法的藍本。同時，與法律發展蓬勃格格不入的貴族特權制度，卻在此時法律化，不得不說是中國法律文化發展史上的奇觀。八憶入律，官當制度的形成，都從法律上確立了世族門閥的特權。在刑罰方面，三國兩晉時期刑罰逐步減輕，后期完成了由先秦五刑到五刑的轉變，傳統刑罰體系基本成型。典型例子如，廢除宮刑、徒刑，流刑逐步規范，完善、鞭笞杖刑數額的規范化以及縮小婦女連坐范圍。

　　隋朝結束了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混亂，再一次開創了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法律的發展上，貢獻了著名的《開皇律》，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上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雖然《開皇律》的制定以寬簡為原則，但是司法和立法的嚴重脫節使得原本應該大展宏圖的法典無用武之地，也使得隋朝成了一個短命的王朝。唐朝親歷了隋末農民大起義，深知需要安人寧國的道理，于是此時的法律體現為立法并用，德主刑輔，立法寬簡，執法嚴明的特點。最重要最恢弘的成就應當屬于《唐律疏議》，內容豐富，技術高超，極具代表性，占有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最重要的地位。此時法律文化的特點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適應，唐朝經濟繁榮，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處于上升期，制定的法律當然用來維護家庭穩定，保障貴族特權，從而使經濟持續繁榮，君主權威不受威脅。在司法制度方面，唐律也有重要的作為。對于司法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做出了詳細的說明和規定，即使是對于刑訊逼供所用的刑罰，也做了具體的數量，輕重上的說明，大大規范了執法行為。 　　三、兩宋明清時期法律文化進一步發展

　　宋代在政治，思想上的風氣比較自由，這種自由也影響到了法律思想。宋朝前期，由于“賞罰之典，斷在必行”思想的盛行，使得行政司法不斷合一。宋朝中期，經歷了王安石變法，立法思想改變，由以法律強化中央集權，變為以法律來適應傳統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同時在司法體制也進行較大改革，而這些措施的中心都是對財政體制的改革。到了宋程朱理學階段，朝廷對程朱理學思想的態度是擇善而取，為我所用，在司法中表現為對一般犯罪刑罰有所寬緩。隨著理學的統治地位的穩固，禮的作用不斷被加強。

　　明刑弼教的立法指導思想，重典治國的司法指導思想，是明代法律文化的突出特點，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統一。明代法律發展豐富，體制繁多。總結起來的特點有，以內閣加強皇權專制，加大對危害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犯罪學行為的懲罰，廷杖制度化，懲罰手段異常殘酷，推行文字獄。這個時期法律文化的特點總的來說，明代的王權專制達到了鼎盛時期，君主想盡一切辦法擴大自己的權力，極力削弱其他的分權，加強思想上的專制，用殘酷的刑罰威懾臣民。

　　參照“參漢酌金”、“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知道思想，清代設立了真正實用的法律，也就是《大清律集附例》和《大清律例》。清代，君主專制與中央集權制度已經從鼎盛時期慢慢走向衰落，所以君主更是想方設法繼續維護這種制度，加強中央集權。在立法上表現為反逆重罪擴大化、繼續沿用“奸黨”的罪名、加重對強盜，竊盜罪的處罰。運用文字獄加強思想控制、繼續發展除“五刑”之外的刑罰。

　　到了清末，雖然出現了“康乾盛世”等的和諧場景，但是還是擺脫不了歷史的軌跡，整個封建專制國家開始衰落，西方資本主義不斷侵略，使得中國的命運發生了轉變，法律的發展也隨之發生變動。從20世紀初開始時，清政府被迫宣布進行政治改革，希望通過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實行法律改革，廢除野蠻，殘酷的刑罰制度，來繼續維持清朝統治。雖然清政府進行了被動的律制改革，但是天朝上國的思想，對西方文化的鄙夷，以及以維護清政府統治的目的不可能實現，從一開始就注定了這場變法的悲劇結尾。一方面是改弦更張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頑固保守派的阻撓，傳統與先進同時出現在新修訂的法律中。腐朽的清政府不可能因為這場變法長存，而矛盾的法律卻為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四、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演變的思考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從形成到發展，從鼎盛到衰落，再到發展至今，經歷了無數次變革，卻始終可以不斷的推陳出新，也正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延續性和包容性。法律文化可以被理解為由種種重疊交錯的文化構成的具有廣泛多樣性的文化樣態：有一些相對而言是地方性的(local)，還有一些則更具普遍性(universal)。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對于“文化”這樣一個籠統概念的依賴也會使對于特定的法律文化的理論認同變得成問題。

　　目前對于法律的社會研究傾向于放棄或者拒絕許多來自于某種特定社會科學觀念的傳統認識，并且適當地、必不可少地采納了一些解釋方法，這些方法摒棄了實證主義者在此語境中對于 “科學”一詞的運用的許多論斷，因此，在解釋社會現象時可能就更易于倚重相對模糊的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概念。

　　更一般來說，文化一詞可能適于而且有必要用作指稱這樣一些社會現象的群集：人們并不清楚它們相互之間的精確關系，但是它們作為集合整體的重要性卻是清楚的，而且是需要加以強調的。通過這種方式，就或許可能對信仰、價值、認識與實踐的復雜網絡的特征加以刻畫。而借用了描述性人類學方法的社會學研究同樣可以恰當地尋求對它加以描述，這也許是一些更加具體的研究的開端，這些研究旨在探究法律原則和使法律原則得以制度化的實踐所具有的意識形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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