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 ，校園犯罪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了，由于青少年在心理成長的過程中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響導致犯下一些錯誤。很多學校也逐漸加強了對學生的心理教育和行為管理。本文是一篇犯罪學論文范文，主要論述了刑事責任年齡改革之當為性。

　　摘要：1997新刑法頒布并適用，縱觀新舊刑法典，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之變更幾近于無。然于客觀事實而言，我國青少年犯罪率不斷攀升，未成年犯罪逐步呈現低齡化發展態勢，尤其就校園霸凌事件及校園幫派違法行為而言，學校與家庭教育單方面努力局限性明顯，在社會管理層面上，法律之管控矯正效力又受相關款項本身約束。故本文將以校園內犯罪行為為切入點，著重論述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改革之當為性。

　　關鍵詞：校園犯罪行為,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

　　一、 緊迫的現實危害

　　(一)變本加厲的校園犯罪行為

　　2015年7月初，一則來自于“廊坊在線”等微信公信號的求助信在家長中迅速流傳，這則微信以“少女被脫暴后，單親母親懇求……，大家幫幫她吧!!”的求助信為題，并附多張少女被脫衣凌辱毆打圖片，迅速引起“圍觀”。事后該女生內心異常脆弱，竟將自己眉毛剃光。

　　7月4日，貴州省納雍縣15歲的鄭某被同校學生拉出校外暴打致死;10天后，江蘇省泗洪縣初二學生小博補課返校途中，倒在了血泊里……據媒體報道，2014年初至今，全國類似霸凌事件、有視頻圖像的就超過20起。校園霸凌事件正愈演愈烈，不斷有觸目驚心的新聞、照片、視頻浮出水面，然而這些僅為我們能夠了解到的，可想而知，于我們耳目不可及之處，仍有多少青少年正深受其害。

　　未成年人正當于身心發育之美妙年華，敏感而脆弱。處于青春期的他們即便遭遇霸凌，出于強烈的自尊心，鮮有向家長、學校揭發的舉動。身體的傷害，心靈的摧殘，終將引致他們對于社會的消極與悲觀。始作俑者反因其隱忍變本加厲，借法律之護傘，肆意通過網絡炫耀自己“功績”。此刻，滯后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似乎已成囚困正義之牢籠。

　　(二)校園犯罪行為的犯罪性——以霸凌為例

　　挪威學者Dan Olweus 則將校園霸凌定義為：一名學生長時間并且重復地暴露于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負面行為之下霸凌并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性且多發性的事件。簡單就其定義而言，霸凌即為一種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故意危害性質，反復多次進行危害行為(大部分)，往往引發被害人身體或心理上實質性危害結果之行為。在我國法律中，校園霸凌行為被排除犯罪之事有絕大部分是主體要件，即無刑事責任能力人不負刑事責任。

　　首先，校園霸凌事件回歸本身而言，對行為人和被害人都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危害結果，被害人不言自明，而行為人借助法律規避刑責之行為無疑是向世人宣告其行為不受處罰、不為犯罪，助長校園黑暗勢力之囂張氣焰，引誘更多完全不負刑事責任人和限制負刑事責任人利用自己身份而不顧行為后果。以往，霸凌行為不敢聲張，埋伏在校園暗處，如今，拍照錄像傳于網絡者大有人在，不能說與行為人知曉自己不需承擔刑責完全無關。就社會影響力而言，青少年是未來社會的支柱和風向標，公眾輿論對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關注度更高、反響更強烈，其危害行為引發之危害后果注定也是更嚴重的。

　　其次，就刑事違法性而言，在排除主體要件的基礎上，很多案例確實符合法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主觀上，存在故意傷害、搶劫甚至殺人的故意�？陀^上，存在受害人財物被搶劫，身體受到輕重不等的傷害甚至死亡等具體危害結果及客觀存在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危害行為。客體上，這些不法侵害行為大多具有明確侵害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此外還需注意的是，強烈且消極的社會影響及其附帶給所有可能遭此情形的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的陰影將是無法計量的。

　　二、 犯罪阻卻——刑事責任年齡制度

　　(一)我國現行刑事責任年齡制度

　　我國現行刑法對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主要規定在第十七條：

　　“ 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由此可見，我國刑事責任制度對于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基于具體確定的生理年齡，分別以14周歲和16周歲為界限，劃分出完全不負刑事責任人、部分負刑事責任人、完全負刑事責任人，此外，對于所有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都應減輕處罰。

　　完全不負刑事責任人(14周歲以下)、部分負刑事責任人(超過14周歲，未滿16周歲)在主體要件上阻卻了大部分校園犯罪行為上升為法律意義上的刑事犯罪之現實可能性。

　　(二) 刑法立法例

　　德國的法律制度將年輕人共分為三類：兒童(Kinder)、未成年人(Jugendliche)和年輕成年人(Heranwachsende)。德國法將14歲以下的劃歸為兒童，未成年人法不能對他們適用。14-18歲(不超過18歲)被列為未成年人。而年輕的成年人是18-21歲。

　　荷蘭將年輕人分為四個類別。12歲以下的兒童并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12-16歲的未成年人根據未成年人刑法而被審判，16-18歲的未成年人中的大多數受未成年人刑法調節，但在例外情況下接受成年刑法的調節，18-21歲被稱為年輕成年人，他們將從適用的法律制度中享受優惠。

　　日本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是14周歲，法律上的未成年人是指不滿20周歲的少年。

　　在美國，有未成年人罪犯、有違法傾向的未成年人、依靠的兒童等區分。美國50個州均有相似但并不是完全雷同的規定。

　　溯及歷史原因，我國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規定與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較為接近。另外，還有相當部分國家采用14周歲作為刑事責任年齡的分界線，如韓國、丹麥、瑞典、俄羅斯�？梢哉f，很多國家對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制定考慮的主要因素還是情緒和心智成熟的實際狀況，不可否認的還有刑罰人道主義的考量和國際性接軌。

　　(三) 往返于社會現實與法律規定

　　我國現行刑法沿用了1979年刑法的規定劃分刑事責任年齡，距今已逾數十年。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中國所經歷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變革是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給予當代青少年強健的體魄和身體素質上的穩步提高，然而隨之而來的還有身體上的快速發育和早熟現象。針對犯罪行為而言，相當于犯罪行為的工具要素提早具備，使得行為人可以達成犯罪目的的條件提早完成。

　　另一方面，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是我國存在的現實社會問題，伴隨青少年成長，通過家庭教育因素和具體事件，極容易對青少年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自負或是自卑，欺凌與被欺凌，甚至是嚴重的犯罪性行為。

　　心理早熟是影響青少年行為的關鍵因素，在物質資料發達的時代，文化傳播的迅捷是必然之結果。相較于之前，當代青少年能夠快速地通過書本雜志、網絡電視等大眾傳媒接收到形形色色的訊息，其中夾雜著大量負面的社會信息和超出未成年人應當接收范圍的內容，甚至是淫穢、暴力內容。大量的現實情況反映出青少年相對心理狀態遠超前于以往。

　　刑法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具體規定很大程度是考慮到未成年人認識能力和意志能力的欠缺，故希望通過以具體的年齡為限對未成年人的認識能力和意志能力有一個大概而又合理的判斷，并以此為依據制定刑事責任制度。因此，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程度之變化對其認識能力和意志能力的提升已經達到造成嚴重可以引發社會問題的影響時，就應當是法律與時俱進作出合理修正之時。

　　校園犯罪行為的上升趨勢從事實的角度反映出具體法律相對于社會現實的滯后性。對于這種滯后性的修正將是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

　　三、 對青少年的保護

　　自古以來，我國刑法謂之為“矜老恤幼”原則對于未成年人之減輕免除罪名或處罰，體現的無非是對青少年的一種免責性保護，是對于其糾正犯罪行為、改過自新的恩準與期許。然從現代刑法之角度，刑罰是以矯正罪犯為主要目的，而非是基于復仇心理，在學校、家庭教育無可奈何、無法作為的情況下，決絕地斬斷刑罰這條后路未必就是最好的保護。

　　法貴在平，公平正義是法律恪守的重要原則。刑罰保護青少年，既然保護犯下罪行的青少年，也必須保護受到危害或處于危險狀態下的青少年，這符合社會契約論的基本邏輯。對于有犯罪行為的青少年給予適度的法律制裁亦是對普通青少年身心安全的必要維護。

　　四、 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改革建議

　　(一) 具體年齡界限上的調整

　　鑒于當代青少年身心早熟的事實，對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和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適當的降低，以達與時俱進之目的。

　　(二) 有針對性的對于具體罪行給予調整

　　針對校園霸凌等暴力行為進行專門性調整，或規定于相對付刑責階段的具體罪行中，或在降低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基礎上適當擴大其犯罪行為的外延加強對暴力事件的管控力度。

　　(三) 增大法官自由裁量權

　　對于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僅憑具體的界限規定無法達到實質正義，應當結合刑罰個別化，具體案例具體分析，在法治框架下，尊重并結合法官對當事人刑責能力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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