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富有中國特色的信訪制度，在歷史上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在行世50多年之后，無疑走到了制度變遷的一個關口。現今，日趨復雜的“民告官”案使我國行政訴訟法在受案范圍方面卻無法包攬人們上訪帶來的問題，要切實維護相對人合法權益，必須適當擴大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現有條件下，完善司法救濟制度，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建立健全信訪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信訪功能才是適合我國轉型期需要的明智之舉。

　　論文關鍵詞 信訪制度,困境,受案范圍,高級政工師論文范文

　　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社會利益日趨多元化和復雜化，其沖突也日趨繁雜激烈，作為民意傳達機制的信訪制度承載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國信訪機構的性質本是領導秘書性質的辦事機構，并不具有行政的職能和權力。但從現行的信訪制度及信訪工作模式看，信訪機構有時甚至替代國家機關行使行政職能，權力無限且不受限制。“郵局式”和“傳達室”式的歸口轉處，“領導批示”等都帶有極強的人治色彩，有相當一部分信訪事項是運用法治以外的方式處理的，這顯然與法治精神相悖。高級政工師論文范文期刊《中國法學前沿》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中國法學前沿”是中國人民大學法法學院與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編輯出版的英文法學學術期刊。期刊自創辦以來，作為我國唯一國際發行的英文法學類學術刊物，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業已成為向全世界反映中國法學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和窗口。

　　一、我國信訪制度的現狀

　　信訪體制指公民信訪(包括上訪)及公共機構受訪并做出相應處置的一套程式化的安排，它在當今我國的社會生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國憲法框架下，信訪屬于輔助政制的范疇。因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信訪體制一度在我國憲法框架中居于主導地位，后隨著核心政制效能的逐漸恢復，其正義推進功能有所收縮。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信訪的特殊重要性與對它的學術研究是很不相稱的。”信訪現象由來已久，但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成立后，黨內文件及相關法律條文中，才正式出現并確認“信訪”一詞。1995年10月28日，國務院發布《信訪條例》，使行政信訪由政策層面開始走上法制化的軌道。與此同時，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也發布大量的規范性文件對各級法院和檢察院的信訪工作進行規范和指導。2005年，國務院發布修訂后的《信訪條例》，從信訪的辦理機構、信訪的提出、受理、辦理和督辦、法律等方面對信訪進行了詳細規定，信訪進一步向程序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目前信訪制度的困境

　　(一)挑戰司法權威、司法獨立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矛盾日趨激烈，導致了上訪的逐步升級，上訪量的增大，上訪所涉及的問題范圍也越來越廣，中國社會也伴隨著發生了一個主體制度的權威性日益減弱的過程。百姓出現了矛盾，糾紛和問題徑直進行上訪而不選擇訴訟的途徑，這極大損害了我國司法部門的權威。領導的“批示”、“指示”往往比判決、裁判更奏效，行政開始干預司法，使得行政、司法不能各自獨立。

　　(二)信訪制度及功能錯位

　　從法治現代化進程的層面上講，信訪制度本身是一種公民進行的政治參與和國家取得社會信息的民主實現形式和政府的管理形式，并且信訪制度中的糾紛解決功能只是派生性的和附屬性的。信訪機構不是法院，并不具有解決實體糾紛的權力以及合法身份。而在現實中信訪部門行使了諸如糾紛的解決、調解、權利的救濟等本應該由司法部門行使的權力，這就使得信訪制度功能的錯位。

　　(三)

　　損害國家治理的合法性

　　信訪數量持續的上升逐步出現了組織性和越級性的特征，而且還造成了行政資源浪費。全國的信訪總量自1995年以來一直在持續上升。據國家信訪局統計，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的群眾信訪量上升14%，省級上升0.1%，地級上升0.3%，縣級下降2.4%;被調查者中認為黨中央、國務院有很高和較高威信的占49.5%，而認為省級、市級、縣級、鄉級黨政機關威信很高或較高的分別為24.6%、4.5%、1.7%、0.7%;進京上訪的632名農民，其走訪的部門平均在6個以上，最多的達到18個;2003年，國家信訪局接待集體上訪的批次和人數，分別比上一年度上升41%和44.8%，其中50人以上的集體上訪批次和人數分別上升33.3%和39%，單批集體上訪人數最多達800人。這說明很多時候人們一有了問題就想起了上訪，完全沒有法律依據可循。本應是基層信訪機構可以解決的問題，由于人們盲目迷信高一級的信訪機構，而使得大量信訪案件都轉移到了省市一級的信訪機構，這不僅加重了上級信訪機構的工作壓力，而且也不能使基層的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三、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局限

　　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問題是行政訴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行政訴訟區別于其他訴訟的一個重要標志：并不是所有行政爭議，行政相對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只有當行政爭議在法律規定的受案范圍之內，行政相對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盡管我國《行政訴訟法》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試圖界定受案范圍，但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行政訴訟法對受案范圍的規定只不過是法律遷就現實的一種表現，是行政訴訟制度初步建立階段的歷史現象。

　　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受案范圍集中體現在三個條文中，即第二條、第十一條和第十二條以概括的方式確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基本界限，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其第十一條，在第一款中以肯定列舉的方式列出了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各種具體行政行為，并在其第二款中以概括的方式將難以列舉全面，今后將逐步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作為補充。第十二條以否定列舉的方式對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事項作了排除規定。從行政相對人能提起行政訴訟的對象來看，局限于具體行政行為，不能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八項的規定，我國行政訴訟保護的權益范圍一般只包括相對人的人身權與財產權。

　　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對信訪制度的影響

　　黨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解決矛盾糾紛的問題上，也要堅持這一原則，形成社會合力。但現實情況卻是群眾在遇到問題時，更加傾向于通過信訪依靠黨政領導來解決問題，而不善于選擇其他途徑。這就使得行政機關或者根本就不具備行政機關資格的信訪機構做了本應由司法機關做的事情。要徹底解決這一弊端，關鍵要從國家政權建設和執政安全的高度來認識改革的重要性，從政治體制現代化的視野來重新確定信訪功能、目標和體制。

　　首先，強化各級司法機關接受公民告訴、申訴及處理案件的責任和能力，由司法機關承辦目前積壓在信訪部門的案件。具體來說，由上級法院和檢察院下派一級設立告訴申訴案件受理機構;擴大訴訟受理范圍，對關系到民眾生活的案件可以考慮緩收、減收或免收訴訟費;加強新聞媒體和社會力量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克服司法****;司法機關對受理的告訴和申訴案件要在限期內給予答復;由司法部門依法查處信訪人迫害案件;組織社會中介機構對群眾告訴申訴進行法律援助;增加司法機構的資源投入，并在制度上確立法院和檢察院的重要人員和經費均由上一級法院和檢察院管理和保障。

　　其次，信訪的權利救濟功能具有明顯的缺陷。信訪救濟最大的弊端在于非程序性和結果的不確定性。信訪救濟除憲法外沒有直接具體的法律依據。新《信訪條例》只是一些對信訪工作的要求與處罰性的規定，缺乏一套清晰的普適的運作規則和程序性規定。相反支配信訪救濟的是一套因人而異、變動不居的規則。而如果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一則將群眾的訴求程序話，二則那些層級較低且與法律、法規相抵觸的規章、其他規范性文件和引發的糾紛也可以得到法院的審理并妥善解決。這樣也擴大了法院審查行政行為的范圍，行政相對人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救濟。

　　再次，中國的老百姓深受“無訟”思想的影響，出了問題首先不是尋求司法救濟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是依靠政府和領導辦事。長期以來，老百姓之所以選擇“信訪不信法”，也是因為訴諸法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反而辦事效率低。對行政復議，始終打消不了“官官相護”的疑慮。其主要原因，一是案件審理不公開、決策不透明、決策人員全部是行政機關人員，缺乏社會公信力;二是政府部門本位主義嚴重，存在違法不糾問題;三是人員素質不高、辦案質量不高。為此，國務院法制辦今年加大鼓勵地方引入聽證審理、調解和解結案、提升外部人士對于行政復議決定的話語權等，創新辦案機制，擺脫“暗箱操作”，力求辦案機制透明。

　　最后，在現行信訪體制下，大量群眾上訪問題長期積壓，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和上訪的不斷升級，由個體的上訪發展成群體性行為，由干部的一般矛盾發展成干群矛盾甚至突發社會事件，使黨和政府的執政根基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社會穩定基礎受到損害。如果把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到教育權、勞動權等合法權益，更多的包括了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則可以減少信訪的壓力。人們通過行政訴訟的手段有效地解決了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種問題，那么上訪的人數和事件就必然會減少，上訪的問題就不會有積壓而得不到解決。個體上訪就不會發展成群體性行為，社會矛盾自然就可以緩和和遏制了。

　　五、結語

　　信訪制度的的功能錯位使得嚴重危害到了我國的司法權威和司法獨立，因此要將信訪工作同司法審判權與司法行政權嚴格分離開來，才能有效防止行政權對司法權的入侵，還原司法審判的純粹性，才能根本擺脫信訪制度的困境，真正發揮其解決糾紛，追求公平正義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