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對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進行簡要梳理，做出其文獻綜述的研究。我國政治合法性文獻綜述的研究有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對我國政治合法性的文獻綜述研究要從它的概念區(qū)分研究和理論現(xiàn)狀兩方面著筆。
　　關鍵詞：政治合法性，文獻綜述；
　　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起源于政治學的研究，后來在政治社會學中作為固定的研究對象被提出。其實，當前國內各專家、學者對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不僅僅局限在政治社會學中，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新的探討領域。其中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法學、經(jīng)濟學等等學科。由此可知，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本文試圖以大略的成果取得時間為順序，擬對我國政治合法性近年來研究的成果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和總結，由對文獻的陳述說明來分析政治合法性的價值及其研究方向。
　　一、我國政治合法性文獻綜述研究的意義
　　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可謂異軍突起景象繁榮，但是由于政治合法性的界定、難以確定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成果的繁雜不規(guī)整，以至到現(xiàn)在很少有關于我國政治合法性的文獻綜述研究的成果的出現(xiàn)，但該問題在我國呈獻出來的研究勢態(tài)，又的確使人關注，從而，筆者不揣淺薄，對我國政治合法性文獻綜述進行一番簡略的說明，以期對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有一個現(xiàn)今的文脈的理清。
　　二、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現(xiàn)狀
　　1、概念區(qū)分研究
　　對于政治合法性概念的區(qū)分，國內的學者大都延續(xù)西方經(jīng)典，或對其進行直接的認可，或對其進行簡要的改變，或對其進行分解重組，或對其進行深加工，但很少有人結合我國的歷史文化及其政治現(xiàn)狀對它作一個中國式的概念。盡管如此，我國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業(yè)已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并基本已經(jīng)達到一致認同的效果。
　　楊光斌對政治合法性下的定義為：“合法性是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為什么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它不只是指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它還具有正統(tǒng)性的色彩。合法性事實上是一個價值規(guī)范的問題，它就是要形成并維持‘現(xiàn)存的制度最適合于這個社會’的信念”。[1]這個定義指出合法性的實質是政權與其統(tǒng)治之下的成員之間的關系問題，它是一種價值規(guī)范的問題，說簡單了，就是信念的問題，是信任度的問題。
　　岳天明則明確指出目前我國政治合法性概念有被誤置的潛在可能性，他針對人們對“合法性’，認識上的片面性，全面澄清了有關“合法性”概念認識上的誤區(qū)，指出“合法性”完全有別于“合法”，“合法性’’有特定的運用領域，文章也對“合法性”與“合法化”及“有效性”與“合法性”進行了區(qū)分。[2]這些區(qū)分使人們明確合法性的本質，避免合法性與其他概念例如合理性、有效性等混淆。
　　白剛、林廣華對政治合法性的概念理解為：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統(tǒng)治依據(jù)傳統(tǒng)或公認的準則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當人民對終極權威愿盡政治義務時，這一權威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被看做是有效統(tǒng)治和政治穩(wěn)定的基礎。[3]很明顯，他們認為合法性就是政治合法性，這一說法是否完全正確？是否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只是一個修飾詞語而無其他意思？因本文的主題所限，不能對這個問題做一評述，故僅就問題提出。其后的理解筆者相當贊同，也是當今學界對政治合法性概念的主流理解。
　　燕繼榮和徐永軍對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大意就與之相符，他認為所謂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眾認可的原則的基礎上實施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性或正當性。簡單而言，就是政府實施統(tǒng)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視為合理的和符合道義的。[4]徐永軍則說政治合法性應具有兩層意思：(1)對于統(tǒng)治者來說，是指統(tǒng)治有無正當性或統(tǒng)治有無價值基礎；(2)對于被統(tǒng)治者來說是指其內心是否真正認同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5]
　　無論如何，政治合法性概念的研究始終是大體相同的，無外乎從政權被認可的程度層面上去分析，所以說，這個概念，我國學者的觀點可認為是同一派系的，是有著共同的認知的。
　　2、理論現(xiàn)狀研究
　　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討論才逐漸增多，從已有討論的話語背景來看，更多地是在分析政治腐敗、民主化進程時才給予涉及，缺乏綜合性、系統(tǒng)性的研究，同時也缺乏對社會宏觀背景的關注”。[6]國內關于政治合法性的研究還有學科研究視角的現(xiàn)狀的不足的缺陷。[7]這個論述不難看出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反向的資料是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的方向應該是什么。
　　持有此觀點的還有學者杜崙，他認為“中國在政治合法性方面的研究雖已初具規(guī)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還不太系統(tǒng)和深入”。[8]這樣的共通之處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同時對我國現(xiàn)有的政治合法性研究的缺陷一針見血的給予挑明。
　　雖然說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存在這樣的不足，但是，沒有人不認可現(xiàn)今我國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所取得成就。
　　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一直伴隨著概念辨析的成分在里面，正如其他學科的專業(yè)名詞一定要作嚴格的區(qū)分一樣。即使在政治合法性理論研究中，也是伴隨著這樣的欺區(qū)分研究。例如陳秉璋就指出合法化是一個過程，目的是為了達到合法性。[9]從中可以看出合法化和合法性是兩個具有因果聯(lián)系的概念，而非一個概念。對于此問題，岳天明、白剛、林廣華等都對其做了區(qū)分比較。而他們在區(qū)分政治合法性概念時，就是在闡述新的政治合法性的理論。
　　王浦劬對政治合法性的理解更多的偏重于政治學上的意義，他認為的合法性是一個靜態(tài)的概念，是主體所要達到的目地。伴隨這個目的，主體需要一系列的行為。但是，他對政治合法性的闡釋，則更多是為了說明政治合法化這個概念。他認為國家政權“為了獲得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就要對政治權力進行充分論證和渲染，以塑造自己的權威形象。這種使國家權力轉化為權威的過程，就是政治統(tǒng)治合法化的過程。政治統(tǒng)治合法化偏重于心理的、倫理的或理性的支配。”[10]
　　范學臣認為合法性可以分為形式合法性和實質合法性。前者指“政府的運行、組織結構、人員組成、治理行為是依據(jù)國家法律進行的。后者就是指政府的運行、人員組成、治理行為不僅合乎法律，而且得到多數(shù)社會公眾的自愿服從和認可。前者是一種客觀事實．后者是一種事實基礎上的價值判斷。”[11]對此觀點筆者持贊同的態(tài)度，因為政治合法性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并且政治合法性在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內涵和現(xiàn)實闡釋。鑒于我國特殊的歷史淵源與文化背景，故而對政治合法性的作形式上和實質上的區(qū)分，是合乎現(xiàn)實的，也合乎理論復雜性的研究邏輯的。岳天明對此持有反對的意見，他認為，合法性就是合法性，不宜再對其作出這樣的劃分。事實上，嚴格說來，這樣兩種劃分并沒有“形式”和“實質”上的區(qū)別，因為它還在實證主義關于合法性的認識范圍之列。
　　至于究竟是否要給政治合法性作一個形式和實質的分類，現(xiàn)在學術上還未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故而這個問題也將是日后學界對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毛壽龍在《政治社會學》學中對政治合法性作了專門的研究。他從合法性的理論、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危機、權威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以及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對政治合法性進行了專題式探討，并提出了我國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礎是武裝斗爭的勝利觀點，但是這一點還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我國政治合法性基礎，除此之外，還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魅力、意識形態(tài)的魅力和黨在長期斗爭中積累的巨大的組織資源等。他指出了當今合法性基礎的變更和危機，并給出了合法性危機解決的幾點途徑。[13]在此，可以探視出我國政治合法性的危機已經(jīng)出現(xiàn)，如何解決我國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問題擺在學界研究的范圍之內。
　　馬寶成對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有著獨特的視角。他從憲政制度、有限政府、有效性、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等幾個角度創(chuàng)新性的對政治合法性進行了深入的研討。他認為：憲政制度的核心內容是以憲法及相關法律規(guī)約政治權力的獲得和具體運作，賦予政治權力程序合法性和運作合法性。契約論的本質在于表達民眾的同意，這是憲政制度生成的內在邏輯。民主選舉從根本上賦予政治權力程序合法性。有限政府強調憲政制度對政治權力界限的界定以及政治權力對這些界定的遵從，這將賦予政治權力具體運作上的合法性。[14]
　　在他看來“有效性是傳統(tǒng)政治權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之一；在發(fā)達國家歷史上的絕時主義時期和封建主義時期，以及欠發(fā)達國家歷史上的獨裁主義時期和威權主義時期，有效性為傳統(tǒng)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來源”。[15]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基礎一般包括三個方面：意識形態(tài)、憲政制度和有效性；現(xiàn)代政治權力在強調憲政制度作為合法性的根本基礎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有效性在自身的合法性論證中的作用；無論是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早期憲政主義，還是在新興民主化國家，有效性都對現(xiàn)代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響，一般來說，二者之間呈現(xiàn)出一種大致的正相關聯(lián)。[16]
　　從馬寶成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一個關于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一些有效的研究對象和學科的研究方向，它一定是要涉及到與其他有關學科的交叉互補的層面。
　　對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進行繼續(xù)深入研究的是白剛、林廣華，他們“探討了合法性與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關系，分析了合法性危機產(chǎn)生的原因以及中國政治的合法性基礎的問題，指出：中國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必須保持政治穩(wěn)定，必須克服目前已經(jīng)萌芽并且有可能擴大的合法性危機”。他們還討論了合法性危機產(chǎn)生的原因，指出我國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并明確了我國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機，給出解決危機的途徑。[17]這種研究思路與毛壽龍的思路基本上相通，所得出的結論上也大體一致，只是在解決合法性危機的策略上側重點上略有不同。前者提出了經(jīng)濟的重要性，后者更注重愛國主義的力量。
　　任劍濤從西方理論入手，著重探討了我國傳統(tǒng)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他依據(jù)馬克思•韋伯關于政治合法性的三種理想類型的劃分，從政治哲學建構的角度和政治運行狀態(tài)兩方面分析了我國傳統(tǒng)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依此契合點，又論述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合法性類型的歷史正當性和缺失，以及其與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的三個區(qū)別，指出從中國傳統(tǒng)政治合法性的倫理道德建構轉變?yōu)橹袊�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建構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他給出了我國政治合法性構建的形態(tài)——“德化的統(tǒng)治”，并指明了這一構建的缺失。
　　任劍濤的觀點具有新穎性和預見性，轉而言之，如何建立法理型的政治統(tǒng)治合法性架構，也就成為以后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方向之一。
　　杜崙從“合法性訴求、合法性信仰、合法性理由、合法性原因及來源、合法性的程序和條件、合法性的功能、合法化以及合法性的評估八個不同角度對政治合法性問題進行一個初步的多重分析，為政治合法性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框架和研究方向”。[20]
　　杜崙的研究是清晰的，在從繁雜的政治和性起因過程及結果這個大的邏輯出發(fā)，給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系統(tǒng)性一個準確的線索。這為以后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帶來新的思路和更多的討論，但是，這個討論將是越來越規(guī)整的。
　　從上文可以看出，我國政治合法性研究的內容是龐雜但是是有序的，可以看出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很多，問題是基本上更多的是在一些概念的探討上，沒有切實的研究我國應該如何進行政治合法性的操作，或者說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有欠缺。合法性關系到社會的穩(wěn)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如何進行實地操作，這才是政治合法性研究的終極意義。
　　四、結語
　　我國政治合法性的研究有著不菲的價值，作為一個政治大國，我國在世界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角色，如果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疏忽，則會導致一些不良的后果。我國政治合法性的歷史悠久，加之我國豐富的文化底蘊，當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蓬蓬勃勃，相信在以后的研究中，政治合法性研究一定能夠取得結合本國實際的豐碩的成果出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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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范學臣：論政府的合法性.中國人民大學1997年碩士學位論文.
　　[13]毛壽龍：政治社會學[M].2001，版6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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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馬寶成：有效性與傳統(tǒng)政治權力的合法性[J].理論探索：2002年第5期，58——60頁.
　　[16]馬寶成：有效性：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績基礎[J].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53——56頁.
　　[19]任劍濤：道德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的合法性[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月，第44卷第1期，27——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