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如販毒、行賄、偽造貨幣、組織賣淫、網絡犯罪等等，因其高度的隱蔽性、組織性以及一定的反偵查手段，對傳統的偵查活動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于是各種特殊的偵查方法應運而生。誘惑偵查，就是被實踐證明為破獲此類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然而，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制，其合法性問題一直頗受爭議。因此，中國亟需建立對誘惑偵查進行規制的法律制度，將這種危險性較大的特殊偵查行為納入法制軌道。
　　關鍵詞：誘惑偵查；現狀；法律規制
　　
　　現代犯罪呈現出智能化和隱蔽化的特點，尤其在毒品、走私、偽造貨幣等所謂的“無被害人的犯罪”中，犯罪證據的收集更是異常艱難。由于上述各類犯罪幾乎都在行為人之間秘密進行，又無特定的被害人存在，因此偵查線索的發現和犯罪人的拘捕，都極為困難，為偵破這類犯罪，偵查人員往在偵查中給犯罪嫌疑人提供實施犯罪的機會或某種便利條件為誘餌，頻頻地實施誘惑偵查。
　　一、誘惑偵查的特點
　　在我國誘惑偵查俗稱“釣魚”、“做籠子”，這樣一種新型的偵查方法，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一）實施范圍的特定性
　　相對于一般偵查手段而言，誘惑偵查的實踐范圍應限于那些社會危害性嚴重，犯罪隱蔽性強，通常被認為無被害人或采取常規偵查手段難以破獲的犯罪案件。
　　（二）實施的主動性
　　傳統上，刑事偵查機關采用的偵查方法以“被動型偵查”為主(即由案到人的方法)，其特點是：犯罪在前，偵查在后。而誘惑偵查則剛好相反，采取的是“主動型偵查方法”，即在某個犯罪活動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時就已經開展了相應的偵查活動，以收集相應的犯罪證據，抓獲嫌疑人。
　　（三）偵查行為的誘惑性和欺騙性
　　在誘惑偵查過程中，偵查人員往往需要隱蔽自己的身份和意圖，故意實施一些欺騙行為，甚至還要實施或參與實施一些孤立的可能是違法或犯罪的行為。同時，對于一些沒有被害人的犯罪行為(例如毒品犯罪、販賣假幣案件等)，運用常規手段往往難以破獲，這時就有必要通過人為的創造誘發犯罪的情景，為犯罪行為的發生提供一定的機會或者一定程度的誘惑成分，誘使潛在的犯罪嫌疑人實施一定的犯罪行為。
　　通過對誘惑偵查特點的分析，筆者認為誘惑偵查是指偵查人員為偵查某些特殊的案件，設置圈套或誘餌，暗示或誘使偵查對象暴露其犯罪意圖，待犯罪行為實施時或結果發生后，拘捕被誘惑者的特殊偵查手段。
　　二、我國誘惑偵查制度的現狀
　　近年來，隨著許多犯罪呈現組織化、職業化及更為隱蔽等特點，誘惑偵查的使用逐漸增多。但在實踐中誘惑偵查的使用基本上處于無控制的混亂狀態，由此引發諸多問題。
　　（一）適用案件范圍混亂
　　立法機關未直接明確地授權偵查機關可以使用誘惑偵查，誘惑偵查是有一定危險性的偵查手段，只有在傳統的偵查手段難以奏效時，才能使用誘惑偵查這種偵查手段，應盡量把誘惑偵查的適用范圍控制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使誘惑偵查可能產生的危險最小化。
　　（二）適用對象存在一定的隨意性
　　誘惑偵查使用對象本應是有合理根據表明正在實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傾向的人。在我國的偵查實踐中，一些偵查人員往往不分對象地使用誘惑偵查行為，或者對沒有證據證明其有犯罪傾向的人隨意地使用誘惑偵查，這是不適當的，也是危險的。
　　（三）被誘惑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合理保護
　　誘惑偵查中被誘惑者雖有犯意，但是偵查機關的誘惑行為對犯罪的產生、實施乃至完成提供了條件，因此，誘惑偵查應當作為量刑的減輕處罰或從輕的情節。但是現行立法并未對誘惑行為規定為量刑的法定從輕情節。
　　（四）沒有相應的機制來控制和監督誘惑偵查的過程
　　我國的立法中沒有誘惑偵查的相關規定，沒有對誘惑偵查進行有效監督的機制，實際運用誘惑偵查有很大的隨意性，容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而，使真正的罪犯不能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樣的做法極易誤導普通公民跌入陷阱，教訓可謂慘痛。
　　上述問題的存在或多或少地給誘惑偵查的實施帶來了負面影響，而誘惑偵查作為一項偵查措施，不是簡單的規定在法律之中，還有相關輔助性制度加以構建與協調，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種特殊的偵查手段進行系統的、全面的考察，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立法對其進行制度性地構建。
　　三、我國誘惑偵查制度之合理規制
　　為阻卻誘惑偵查的違法性，保障訴訟的依法進行，應將其納入法制化軌道，用法律規范其適用條件和環節，從而使偵查人員有限、謹慎地使用誘惑偵查，降低其存在的危險性，防止因其不當使用而引起的侵犯人權和破壞法制秩序等負面影響的發生，最大程度地發揮其效益，充分體現偵查的公正性。
　　（一）誘惑偵查的實施主體
　　筆者認為，誘惑偵查的實施主體只能是法定偵查機關的偵查人員或者受雇于國家追訴機關的人員。但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下，普通公民在偵查機關地主持或控制下，參與誘惑偵查行為，則是允許的。
　　（二）誘惑偵查的適用范圍
　　筆者認為，首先，誘惑偵查應適用于具有相當隱蔽性而極難偵破的案件；其次，只能針對無被害人的公訴案件，因為對有被害人的案件進行誘惑偵查的危險性太大，不能確保人身“誘餌”的絕對安全，不宜采用；再次，必須是有嚴重危害性的重大刑事犯罪，如毒品、走私、偽造貨幣等，才可進行誘惑偵查；最后，對未成年人也不宜適用誘惑偵查。
　　（三）誘惑偵查的適用對象
　　從理論上看，凡是強調嚴厲打擊犯罪的觀點，均對誘惑偵查對象采取比較寬泛的主張；而凡是強調保護人權、程序正當的觀點，均對誘惑偵查對象采取嚴格限制的主張。筆者認為，誘惑偵查的對象必須是有合理根據或足夠理由表明正在實施犯罪或者有重大犯罪傾向的人。
　　（四）誘惑偵查的行為方式
　　無論是教唆目標對象進行犯罪還是強制其進行犯罪，都是借誘惑偵查之名行引誘犯罪之實，以達到不法的目的和利益，完全有悖于誘惑偵查的要旨。因此，只有禁止高度誘惑性手段，而僅限于提供一種中立性的一般的機會，才能把誘惑的手段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
　　（五）誘惑偵查的證據規則
　　雖然我國對使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采取區別對待的態度，即對使用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言詞證據一律予以排除，但對使用非法方法所收集的物證，則未規定排除。但是筆者認為，鑒于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理念在司法實踐中還普遍存在，正當程序理念還有待進一步加強，據此，對犯意誘發型和誘人犯罪型誘惑偵查所收集的物證應予排除，以體現司法公正和人權保障。
　　（六）確立相關配套制度
　　誘惑偵查作為一項偵查措施，不是簡單的規定在法律之中，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構建與協調。筆者認為，在我國主要確立以下兩方面的制度構建：
　　1、確立警察出庭作證制度。警察出庭作證是世界許多國家的做法，警察通過出庭作證，以言詞方式向法庭說明自己收集的證據系合法所得，一方面可保證檢察官的控訴獲得成功，有效反駁辯護方提出的證據和主張；另一方面也可有助于解決警察非法取證問題，切實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以及質證權，實現程序公正。
　　2、確立交叉詢問制度。在誘惑偵查過程中，警察往往需要人為地設置一定的誘惑性情景，以便被誘惑人能夠“上鉤”。交叉詢問也有利于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全面地揭示有利于被告人或不利于被告人的全部事實和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