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改革能夠兼顧體制轉型與經濟增長，首先與恰當的轉型順序有關，也與每一輪改革所形成紅利被合理有效地利用有關。中國農村改革具有自發性質，得益于歷史經驗，由此形成的改革紅利被用于支付部分價格改革成本是正確和幸運的。鄉鎮企業在價格改革具有優先性的引導下，利用短缺經濟獲得大發展所形成的改革紅利，又被用于支付國企產權改革的成本。本文認為，假如改革停滯，任何改革紅利都會被新制度建設所遺留的“赤字”逐步耗散掉。

　　關鍵詞：核心期刊投稿征稿,體制轉型,改革紅利,改革順序,改革成本

　　一、引 論

　　直到2001年章家敦發表《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之前，盡管中國的轉型與發展成為“有別于西方預言的鮮亮榜樣”，但轉型路徑一直不被西方看好，最積極的展望也僅僅認為中國轉型發展“能說明的問題和無法解釋的問題一樣多”(1)。許多轉型比較研究文獻之所以“講得對但講得不準”，一是因為“漸進式轉型(改革)”之說的確很難解釋中國體制轉型收獲的巨大紅利;二是因為將中國轉型成就與現代經濟學直接掛鉤，幾乎無法解釋這些公開的知識信息為何沒有在其他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取得類似的效果。鑒于“奇跡”本身就意味著超越理論預期，所以有學者設定了新假設并承認存在未知因素。比如林毅夫在1995年就發現，前蘇東轉型有“許多西方著名經濟學家參與出謀劃策，卻搞得一塌糊涂。中國的改革中，學院派經濟學家參與相當有限，卻取得了不少驕人的成果”。“一國制度改革經常沿著‘試錯’的基礎前進，成功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運氣和政治領導人的聰明才智”(2)。新近的研究成果則提到，“沒有哪個低收入國家能與中國的行政能力相比，可能也沒有哪個國家有中國那么好的運氣”(3)。據此，有人感嘆近30多年來“上帝的口袋里裝著中國護照”。

　　在浩繁的轉型機制研究文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見解包括：(1)青木昌彥不贊成將中國近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解釋得與過去三千年歷史缺乏關聯(4)。(2)森明確指出，1949年以后中國一直重視基礎教育和普及醫療衛生等“工具性權利”，所以“中國更好地利用了市場經濟” 追求“實質自由”(5)。(3)錢穎一等人在“財政聯邦主義”的視角下，解釋了中國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和發展中積極作為，認為給定“增長競爭”優勝者政治晉升的激勵規則，如果地方官員無望按照傳統方式獲得新投資，就只能選擇符合市場制度的方法來吸引投資，同時大力發展自己下轄的企業。科斯也認為“中國地方政府做得比西方多得多”(6)。(4)中國的轉型和增長尤以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挑戰令人生畏，但也被稱為“改革的黃金時代”。現在看來，當時中國學者盛洪、樊綱等提出“放開體制外、穩住體制內”的“增量改革”觀點，是有較強解釋力的(7)。問題只在于中國轉型路徑的必然性是什么。

　　對于本文命題，究竟需要面對和處理哪些基本事實和問題?簡單說，造就了中國奇跡的因素既不是單純的體制轉型，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為什么中國能在體制轉型的同時保持經濟持續高增長?這個“難度猶如飛機在飛行途中更換發動機”的結果(8)，構成了遠超過人們預期的醒目的例外。

　　從根本上說，新古典經濟學富含關于轉型目標的知識，但“休克療法”則過分忽略了人類從未有過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經驗這個重要事實。因此僅僅呼吁“做對激勵”是不夠的。為了避免“經濟休克”首先成為“治療”的結果，做對供給新制度的順序可能更重要。對于一個因“文革”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貧窮的農業大國來說，設法盡快獲取第一輪“改革紅利”，并迅速用于推動下一個順序正確的改革領域，在保全生產力存量的基礎上設法擴大增量部分，恐怕不失為明智的轉型策略。中國的體制轉型差不多正是這樣做的。

　　二、中國農村改革的獨特性質和意義

　　1.農村改革的現實動力和歷史性質。在很大程度上， “四人幫”覆亡的方式確保了中國政治上層建筑的連續和基本穩定，使中國不必如蘇東國家那樣在一個時代的斷裂帶上，同時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經濟制度。“文革”運動杜絕了利益集團，也將傳統體制的弊端暴露無遺并以農民饑貧的形式表現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明白人民公社制度要對農業的失敗負責。在特定語境下，占總人口82%的中國農民對“好政策”有著強烈期盼，進而也對有關“好政策”的信息有著基于生存本能的敏感。

　　1978年中國產糧3.04億噸，1984年達到4.07億噸，增產的1.03億噸糧食比1985年非洲53個國家生產的8166萬噸糧食還多出20%(9)，由此構成了中國體制轉型的第一筆巨額“紅利”。可問題是，為什么中國農民能成為一場偉大變革中的第一批英雄好漢?事實上，農村改革既缺少試驗環節，又明顯具有各地區改革目標和效果罕見的一致性。解釋這個出人意料的現象是需要由歷史來提供“新證詞”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在古代和1956年、1962年，都被證明是恢復中國經濟活力的“特效強心針”。令“耕者有其田”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農業制度，就是農民記憶中最簡易和寶貴的歷史經驗。它基本無涉其他訴求，只要條件稍有許可，這種歷史經驗就會成為一種自發的行動。作為佐證，中央連續5年下發的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其起始年份是1982年而不是1978年。再往后，當農村推行村民自治時，中國農民便失去了歷史經驗的支持，并因為農村不再涵養地方精英而表現得困難重重。

　　2.農村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氛圍。在1977年、1978年，農村改革所處的政治氛圍具有類似季節變化的特點：1977年中國開始撥亂反正，“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壓力驟減;1978年 5月全國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農民全憑一種類似“春江水暖鴨先知”式的直覺在當年就采取行動，否則人們無法解釋1979年的夏糧豐收。就執政黨而言，打江山時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土改運動更完善了這種經驗。在1962年，類似的政策再次緩解了當時嚴重的農業危機。這些經驗在 1978年以政治信號而非正式政策的形式傳遞出來，立即將農民的農業生產經驗與執政黨的執政經驗結合起來，第二年就收獲了一次久違的農業大豐收，這第一波 “改革紅利”來得可謂相當及時。 　　3.農村改革“紅利”聯結了中國的歷史和未來。中國農村改革具有繼往開來的重大意義：它在關鍵時刻、關鍵領域所實現的帕累托改進，首先造成了一種鼓舞人心的豐收景象，這對于秉持“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信念的農業大國所欲追求的任何進步，都構成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承包制也對其他領域的改革起到了強大的募集作用。比如1979年5月，國務院宣布首鋼等8家大型國企實行“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的承包制，到1979年年底，國務院再將承包試點企業增加到了4200個。1980年中央對地方政府實行“承包基數、超額分成”的財政“分灶吃飯”政策，幾乎就是農村承包制的翻版。這期間，國務院還拿出一個省(廣東)和一個部(鐵道部)來進行承包制試點。那么，為什么企業承包制不盡如人意?最根本的原因是，傳統體制下的企業承包制從未有過大規模實踐的成功經驗而農村土地承包制有著三千年的歷史經驗。所以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強調“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10)。

　　197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共較上年增產2800萬噸，作為參照，英國同年的糧食總產量為1325萬噸(11)。它幾乎立即證明了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立新治國路線的正確性，進而迅即補充了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資源。但農村改革的意義還不止于此，現在看來，首先取得農村改革的成功，對于抵制“左”的思想尤有力量，因為一個農業大國的政治傳統就包括了，無論打什么樣的旗號，反對獲取豐收的說教都不得人心。

　　4.“農村改革紅利”的潛在政治經濟意義。由于“僅制度變革一項就使(糧食)產出增加46.89%”(12)，農村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紅利”是迅速集結了一個龐大的支持改革、“怕政策變”、希望社會穩定的人群。農村改革創造了一種農民自下而上求變革與政府自上而下先默許、后支持的成功范例。在討論農村改革形成的“改革紅利”時，有一個事實對未來的改革尤其重要：由于經歷過長年的饑餓威脅，絕大多數農村家庭都長期“非理性”地貯藏多達一年的余糧。(13)在農村商品化率還不高的情況下，如果推進其他改革會引致通貨膨脹，那么它對占總人口八成的農民的傷害將會很小。與此同時，農村改革也使中國富余的勞動力顯性化，使農民不再被吸附在土地上。他們自由了，本能地尋求高收益的非農就業崗位。即使許多農民暫時進不了由戶籍制度把守的“城門”，他們也為發展鄉鎮企業提供了一個潛在的“機會窗口”。然而如果中國的改革停滯不前，農村改革所收獲的“紅利”就可能隨著日后不斷升級的“三農問題”而在10～15年后消散。

　　三、先改價格、后改產權的順序與改革紅利收付

　　1.對關鍵機制的簡要說明。傳統體制下供給方的失敗造成了普遍的經濟短缺，從這個初始條件向市場制度轉型，至少需要完成兩大新制度組件：(1)放松價格管制以形成競爭性價格，營造出合格的市場環境，相應的代價是如“休克療法”所預測的轉型通脹;(2)明晰產權，以利益邊界清晰的法人作為市場交易的主體，相應的代價則是轉型失業。根據“休克療法”的“頂層設計”，改價格和改產權必須絕對同步進行，因為“改革也不能分兩步跨越同一條鴻溝”。相對于這個理論上正確的轉型方案，中國的實踐明顯地表現為“80年代改價格、90年代改產權”兩個階段，顯得相當“離經叛道”。然而，也正因為中國體制轉型確實“分兩步跨越了同一條鴻溝”，中國才能夠在一個時期只支付上述一項轉型成本，然后利用其積攢的“紅利”在下一時期去支付另一項轉型成本。真正嚴峻的挑戰是，假如同步改價格和改產權的理論不成問題，那么成大問題的一定是實踐中如何才能做到先改價格后改產權。

　　2.中國選擇先改價格以構建市場環境的必然性。在全球31個轉型國家中，只有中國使價格改革比明晰產權具有無可爭議的優先性，亦使價格改革所積累的“紅利”能被用于支付產權改革的經濟成本。可以肯定，能夠造就這種神奇的必定不全是經濟因素，還有政治和歷史因素。最基本的事實是，直到1992年以前，中國的產、官、學各方還都不大了解市場環境和市場主體必須相互依存的基本原則。與這種“無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多數學者熟知私有產權與資本主義的邏輯關聯，不少人精于對私有制口誅筆伐，卻沒有人能判定某種價格或價格變化“姓資”。這意味著中國放松價格管制的政治障礙最小，并由此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利選擇：先行價格改革。正因如此，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要按價值規律辦事”，同時要求“增強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明確將對其改革限制在體制內進行，然后強調“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的共同發展”等。

　　后來人們才發現，其實在改革伊始，經濟改革根本無法按照理論預設進行：拍賣國有資產缺乏市場定價機制，同時買方也因沒有支付能力而不存在，于是只好免費贈送。結果改革會首先改出一批經濟寡頭，在市場制度幼弱時期就催生了一股強大的反市場力量。與“休克療法”相比，中國的轉型方式缺乏鋒芒和“過癮”的特點，但與中國那個時代的約束條件相比，它在操作上又足夠穩健：為了控制轉型通脹，政府于1982年、1983年分兩次放開510種小商品價格，然后再逐步向上游生產資料價格推進，被稱為“反向價格改革”。作為過渡的短暫“價格雙軌制”被斯蒂格利茨評價為“天才的解決辦法”(14)。

　　3.潛在市場主體被價格改革“喚醒”。即使現在看來是低成本和幸運的價格改革，當年涉及中國經濟轉型最核心的問題仍然原封未動：先行放松價格管制以構造市場環境，誰來充當市場主體?須知，國有企業仍需按計劃價格出售產品，而且當時官方的政策對個私企業并不友善，“做小買賣也能發大財”肯定不足以在短期內改變一個大國的價格體系。這些很強硬的約束條件決定了，旨在兼顧轉型和增長的“增量改革”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兩個關鍵條件：(1)存在大量政治上正確但又不完全在體制內的企業;(2)官方不阻止其利用體制外的商業機會。假如能滿足這兩個條件，中國才可能巧取第二輪改革紅利。那么，當時的哪一類企業恰好能滿足這兩個條件呢?是1984年被正式改稱鄉鎮企業的原社隊企業。 　　鄉鎮企業屬于中國公有制的一部分，經營上與私營企業相近。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政策都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以及在這個前提下放松價格管制。該政策環境恰好可以使鄉鎮企業腳踩計劃和市場“兩條船”，一邊繼續爭取國家計劃內的一部分汽油、煤炭、鋼鐵、木材等物資支持，一邊以近乎私營企業的經營方式對供求關系作出反應，恰到好處地擔當著市場主體的角色，自發調整舊的“重、輕、農”產業結構，一舉解開了中國因暫緩國企產權改革所形成的經濟體制轉型“死結”。整個過程是平穩的，爭論較少，而且缺乏那種精心設計的特點。正如鄧小平所說：“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15)。據官方統計，從1978年至1984年改革正式轉入城市期間，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產值就從814億元猛增至1758億元，“鄉辦企業”數從16.4萬家增加到21.7萬家。(16)這說明，當時的政策環境對鄉鎮企業的激勵作用已經足夠強大，才出現了“農村的工業革命”。鑒于20世紀80的個體經濟產值僅為0.8億元，因此人們能夠判定，整個1980年代中國的市場主體主要是集體企業。問題是如何解釋其龐大的數量，以及還有哪些制度因素促使其飛速發展。

　　4.鄉鎮企業數量稟賦的來源與地方財政包干制度。中國在改革以前就存在大量農村工業，很可能是中國不同于其他轉型國家最重要的稟賦之一。在歷史上，中國發達的農業手工業就有“五匠四坊”之稱，并深深地融入農村生活。(17)1958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提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和“兩條腿走路”的發展戰略，即支持現代大工業與小規模、勞動密集型、技術簡單的農村工業同時發展，后又有“兩地四服務”來界定農村工業的功能(18)。1966年毛澤東明確號召，所有條件允許的地方都應建立集體所有制工業。(19)

　　中國農村工業發展中的一些重要事實包括：(1)改革前農村工業的發展是得到官方支持的，這有助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而無需嘗試一套新政策;(2)計劃體制對農村工業支持的形式多種多樣，但重點是通過“工農聯營”、下放人員及“共產主義大協作精神”帶來的技術擴散;(3)雖然 “小而全”會帶來規模不經濟，但在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制度背景下，經濟上仍有利可圖;(4)冷戰時期的社隊企業“小而全”屬于戰備經濟的一部分，但在改革的特殊時期，“小而全”的企業更容易獨立自主地經營，將經濟劣勢變為經營機制上的優勢;(5)關于絕對數量，我們能看到官方統計――1978年不包括村辦企業的鄉辦企業數為16.4萬家(20)，另外也能找到1984年“鄉鎮企業實際已發展到165萬家，擁有勞動力3848萬人……1986年底鄉鎮企業的總數已經發展到1515萬家，勞動力近8000萬”之類數據。(21)

　　5.鄉鎮企業發展對國有企業的重要影響。鄉鎮企業大發展是潛在市場主體與特定轉型策略結合的產物，它在激活價格發現功能的同時，逐步形成了令人信服的效率尺度，可用來衡量和比較國有企業的效率水平。但正如把鄉鎮企業籠統說成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不大符合事實一樣，那種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與國有企業江河日下并行的判斷也不符合事實。事實是，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專司勞動密集型的下游產業和終端產品，只不過很快就擠垮了本不適于國營的服裝、餐飲、建筑、運輸和零售業等領域的中小型國有企業。然而，鄉鎮企業對工作母機的巨大需求也為資本密集型的國有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證據包括，城鎮國有單位就業員工數從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至1989年的略多于1 億人，1995年達到1.26億人的峰值。(22)由此人們能看出中國轉型紅利的更多部分：在先改價格并努力與轉型通脹抗爭的過程中，國企的產出非但沒有下降，鄉鎮企業的發展反而推進了國企的潛在產出，轉型失業未如其他轉型國家那樣與轉型通脹同時出現，這是極為罕見的。所以新近的研究才強調“很少有國家以農村工業起重要作用的發展道路”(23)。

　　與基層政府支持集體企業發展的努力相似，各級政府也盡力幫助在競爭中日益困難的國有企業。也只在中國和越南的轉型中，政府用盡了除私有化以外的一切辦法來拯救國企，比如利改稅、承包制、政企分開、優化組合、股份制、租賃制等等。政府在1978年、 1984年、1992年三次大張旗鼓地擴大國企的經營自主權，并將手頭能掌握的資源盡力用于救助國企，一度曾使國有銀行看似國有企業專用的金庫。當然，政府畢竟不能容許國企無休止地耗散來之不易的改革紅利。轉折點發生在1996年第一季度，國有經濟出現了總量虧損。這就使政治原則必須面對一個極端的局面，即人們有理由懷疑，一個連簡單再生產都無法維持的經濟成分，是否還有能力擔當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重任。假如中國政府曾經無力單獨承擔國企產權改革的經濟成本，那么90年代中期的情況已經大為不同，對國有資產實施兼并重組、拍賣、“抓大放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所能仰仗的有利條件，正是80年代改革所積累的紅利。于是在全球轉型國家中，只有中國贏得了非同尋常的改革成本支付方式：先改價格過程中的轉型通脹難以避免，但當時中國不存在轉型失業的壓力;10年后明晰產權的過程導致轉型失業如期而至，但此時的轉型通脹既無蹤跡，甚至有通縮之憂。由于中國做對了供給新制度的順序，才得以利用前一輪改革的紅利用于支付其后改革的成本，從而無須在同一時期集中支付難以承受的“轉型賬單”。因此無論是“有心栽花”還是“無意插柳”，中國在世紀之交“打一場世界級就業戰爭”的那些事實，恰能證明80年代暫緩產權改革的理由充分。

　　四、余論與結論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的市場環境和市場主體初步得以建立，但沒有人認為轉型和改革應當就此結束。相反，受經濟體制轉型驅動，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嚴峻挑戰赫然顯現：由于傳統農業社會的家庭復合了社會保障職能，所以鄉鎮企業破產、“歇業”或者農民工進城就業失敗，農村家庭會自動延續其社保職能。城市經濟最大的風險之一表現為“失去工作的人將失去生命”，因此城市下崗職工的問題實質上會迅即轉化為對建立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迫切需求，而各國編織社會保障網絡的努力無不需要巨額資金支出。中國解決該問題的優勢在于，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紅利和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壯大了中央政府的財力，更在于加入WTO所拓展的國際市場需求，導致了如外國觀察家所說“中國加入WTO的10年是富得流油的10年”。這也意味著擴大外開放所形成的紅利客觀上有利于推動中國的社會轉型。毫無疑問，中國對外開放的性質和收益，與前東歐國家為了加入歐盟而推動對外開放的被動局面、路徑及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以抽象掉豐富的細節作為代價，我們才能愈加看清問題導向型和追求改革成本最小的轉型路徑如何拯救了中國經濟。那么“漸進式改革”是不是一個嚴重錯誤的概念?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漸進”本質上指“有控制”和防止改革過程失控。由于政治上層建筑的連續性，對中國轉型過程實施控制的主體自然是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進一步地，如何才能有效實現對轉型進程的控制呢?最簡略的答案包括兩個關鍵點：(1)控制住“人”，所以“黨管干部”的原則毫不動搖;(2)控制住“錢”，所以中國資本市場的發育較為緩慢。由于政府始終控制著每一輪改革開放所形成的紅利，大體能被用于支付下一輪改革的成本，才直接有助于新制度壯大的趨勢不可逆轉。而與此相應的代價則表現為，權力主導型市場表象掩蓋下對政府權力的過度依賴和權力腐敗，市場制度建設“赤字”仍多，“思想市場”發育不足，行政體制改革滯后，需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惜乎自2005年在農村推進“兩免一補”政策舒緩了“三農問題”以后，中國改革未見大舉措，導致社會維穩負擔增加。因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定，顯然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

　　注釋：

　　(1)相似的立場使章家敦發誓中國將在2012年底前“徹底崩潰”，被列為2012年最糟糕的十個預言之一。參見《2012年十個最糟糕的預測》.[外交政策]2012年12月21日。

　　(2)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5頁。

　　(3)[美]L・勃蘭特等：《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4)參見[日]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周黎安譯，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頁。

　　(5)[美]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

　　(6)[英]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徐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頁。

　　(7)詳請參閱盛洪：《中國的過渡經濟學》，上海：上海三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法]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張帆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頁。

　　(9)相關國際數據取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頁。

　　(11)相關國際數據取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

　　(12)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上海三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頁。

　　(13)[美]約翰遜：《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林毅夫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7頁。

　　(14)[美]斯蒂格利茨：《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人民日報，1998年版，第11-13頁。

　　(15)《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頁。

　　(16)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306頁。

　　(17)即木匠、鐵匠、石匠、泥瓦匠、油漆匠和豆腐坊、碾米坊、染坊、醬醋坊。

　　(18)所謂“兩地”是指“利用當地材料滿足當地需求”，避免與都市工業競爭。所謂“四服務”指服務農業、社員生活、大工業和出口。

　　(19)參見[美]白蘇珊：《鄉村中國的權力與財富》，郎友興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9頁。

　　(20)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頁。

　　(21)參見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上)》，北京：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頁。

　　(22)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0》，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頁。

　　(23)[美]勃蘭特：《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參考文獻：

　　[1]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英]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M].徐堯，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3][法]熱若爾・羅蘭.轉型與經濟學[M].張帆，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美]斯蒂格利茨.中國第二步改革戰略[N].人民日報，199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