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民主性的國家，代議制民主思想的一些基本要素是在中世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孕育形成的。本文主要針對代表制與民主制的重構進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行政管理論文范文。

　　〔摘要〕 代議民主是國家范圍內的制度形式，它以政治共同體的存在作為前提。現代國家實行的代議民主是代表制和民主制兩種成分的復合，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運動中，代表制和民主制實現了互滲性融合。代表制開始展現平等的精神，民主制逐漸具備代議的形式。代議民主重構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它將社會同意轉化為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支持，并將國家權力轉化為促進社會公益的責任性承諾。

　　〔關鍵詞〕 國家建構,代表,代議民主

　　現代社會中的民主政治，一般表現為代議政治。公民定期選舉代表組成合議機構行使國家權力，由此形成了有別于直接民主制的間接民主制。代議機構從選舉中產生并對選民負責，是民主過程的基本特征。代議民主的基本框架形成于資產階級革命后，它復興了古典民主的精神，并將其與代表制相結合，奠定了現代國家的社會基礎。為了從宏觀結構層面把握代議民主發展的歷史與邏輯，本文擬以國家為中心，考察西方國家建構制度化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系機理。在吸收代表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代議政治如何銜接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而強化了公共權力的正當性與責任性。

　　一、現代國家的建構：強制與同意

　　代議民主是國家范圍內的政府形式，它以政治共同體的存在作為邏輯前提。在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發展的重要步趨，在于應用代議政治的原理”。〔1〕西方現代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提供了考察代議政治形成機理的宏觀場景。現代國家成長于封建社會的土壤中，既有的社會形態影響了政治制度的發展趨向。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形態的經濟基礎，人身依附的社會關系，特別是多元分裂的政治格局，呈現出“主權散亂”的情形。〔2〕國家建構則是要終結多元主權的局面，構建具有向心力的政治實體。

　　現代國家的顯性特征在于，它對政治權力的制度化控制。國家是掌握支配權的強制性團體，“它已經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內，將作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當使用權加以壟斷”。〔3〕封建社會的權力關系具有網絡化的特點，現代國家則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權力體系。國家政治整合了分散的地方政治。隨著國家權力在社會領域的伸展，曾經被地理環境、身份關系所分割的民眾開始與統治過程建立聯系。國家對資源的支配和人員的監控，顯示了內在于政治制度的強制特征。從國家自身的角度審察，政治權力的集中和擴大表現為組織化的強制功能。而在置入社會關系的背景后，社會對于國家的反向作用就會顯現。現代國家試圖建立的權威性統治，“均在居于從屬地位的個人或群體那里喚起了反對的策略”，這是“社會體系中的控制辯證法”。〔4〕國家權力愈是深入社會，政治距離拉近的事實愈有可能喚起社會抗議。國家深入社會調節群體關系、提取社會資源、實現政治分配，在政治能力上均需要社會認同的支持。國家在重構社會關系的同時，還要面對從社會變遷中衍生的新興階層，將其選擇性地納入政治領域。現代國家的矛盾形象就此展現得非常充分，它被分解為充滿張力的兩個部分：“一方面它運用權威去馴服截然不同的信念;另一方面，它卻同時從‘公意’中提取人們的忠誠。”〔5〕國家滲透社會的過程也是國家嵌入社會的過程，政治系統的運行有賴于社會成員在觀念和行為上的認同與配合。如此循環互動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展示了現代國家發展歷程的“雙重歷史”。〔6〕國家既是政治權力的施動者，也是社會認同的接受者。

　　在民主政治的流行話語中，政治統治以被統治者的同意作為前提，統治過程是關乎公共福祉的集體行動。政治統治需征得同意的觀念，可以溯源至封建社會的法律、政治傳統。根據中世紀復興的羅馬法觀念，“關涉全體之事須得全體同意”〔7〕，禁止通過強人所難的方式掠取財物。此外，現代國家的發展史還表明，統治過程中的同意最初是政治精英內部的約定，和民主政治并無關聯。封建社會中的國王和貴族，通過契約確定彼此的權益關系，征稅需以同意作為前提。國王在通過聯姻、戰爭等手段制服封建貴族后，逐步建立起名副其實的領土國家，“公共領域就會被再度創造出來”。〔8〕現代國家建構伴隨著社會領域的政治化，曾經分散自足的自然社群都被納入國家政治的范疇。現代國家開始超越私人性的權利義務關系，代之以公共性的權利義務關系。與之對應的公共機構開始發揮協調作用，緩解強制和同意之間的張力。這種公共機構表現為議會及其關聯的代表政治，它將權力提升為促進公共利益的能力，并把同意轉化為支持公共權力的參與。

　　二、代表政治的生成：觀念與制度

　　代議政治伴隨著現代國家的建構而逐漸形成和發展。流行的政治學理論通常指出代表政治與民主政治的一體性，甚至認為民主政治自然地表現為代議民主。而在政治變遷史上，代表制和民主制都曾以不同的形態獨立存在。它們之間非但不具有先天的共生聯系，而且各自表現出“分離甚至沖突”的起源。〔9〕在傳統的政治實踐中，代表制意味著精英主導，將大眾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民族國家興起后，特別是由于自然權利和人民主權思想的傳播，代表和民主的觀念開始相互融合。現代國家實行的代議民主，實質上是代表制和民主制兩種成分的復合。其中對代議民主產生直接影響的代表觀念，來自中世紀晚期的議會政治。

　　自13世紀開始，在英國等歐洲國家陸續出現了作為政治代表機構雛形的議會。當國王因戰時需要而產生巨大的財政開支時，需要在王室領地和傳統封建稅收之外的渠道獲得補給。國王開始召集郡、自治市鎮的代表(delegate)出席議會，商議具體的稅收政策。在政治起源的意義上，騎士和自由民代表的出現，適應了國王統治的需要，他們的功能不是表達普通民眾的利益訴求，而是協助國王并成為“治理國家的工具”。〔10〕議會代表的出現，直觀地反映了權力滲透社會以提取資源的需要。與民主社會中民選代表 (representative)的地位形成對照，議會代表的最初產生方式是提名而非選舉。從王權、議會和政治代表的關系中可以發現：一方面，王權無法直接進入社會而需要精英群體的配合支持，通過和平協商的方式提取稅收;另一方面，王權直接影響討論中的議題，其他議會代表只擁有表示同意的權利。雖然其中已經隱含統治和稅收依賴社會同意的觀念，但它與后世議會民主制的距離相去甚遠。代表制起初只是“政治中的一項統治方法”。〔11〕隨著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這種領受王命的行為方式，在政治實踐中逐漸朝著社會利益的方向傾斜。議會代表開始在國王面前表達社區的冤屈，于征稅事宜之外衍生出增進社區利益的職責。原先具有自上而下政治取向的議會代表，開始自下而上地表達社會訴求。 　　封建體制的衰落與代議政治興起之間具有相關性，但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的瓦解，并沒有代之以人際平等的政治社會，西歐首先迎來了等級制國家。在等級制國家中，存在各種地方性的貴族會議、城市會議、宗教團體等，它們“聲稱代表了更廣泛、更抽象的地域上的實體”。〔12〕尤其是城市力量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興起，提供了議會權能變遷的階級基礎。統治者通過召開由教士、貴族及市民等身份集團組成的等級會議，協商處理司法、稅收等方面的事務。等級會議擴大了統治權的社會基礎，并使政治代表和國家權力之間具有穩定的互動關系。首先，等級制國家和封建社會的多元主義格局不同，它在權力結構上表現出“二元主義”的特點。〔13〕以統治者為一方，以等級會議為另一方，分享行使權力并共同承擔責任。等級會議并非統治者任意驅使的仆從，它具有協商對話者的政治角色。其次，等級會議由權勢社會集團的代表組成，在這個“代表型公共領域”中，參會成員代表的對象是“所有權，而非民眾”。〔14〕隨著等級制國家轉向絕對主義國家和民族國家，議會才逐漸褪去原有的封建色彩，逐步實現普遍形式的政治代表。

　　三、絕對主義國家中的政治代表：權威與服從

　　從14、15世紀開始，西歐在陷入人口、經濟危機的同時，逐漸迎來了政治上的變革。絕對主義國家開始走向歷史的前臺，并于16世紀成長為歐洲普遍存在的國家形態。與等級制國家的“二元主義”政治格局不同，絕對主義國家試圖建立一元化的權力中心。貴族階級的政治地位相對弱化，日益喪失政治代表權，“不得不用自己的等級會議代表制來換取官僚機構的職務”。〔15〕絕對主義國家形象并不簡單地表現為單純的強制力量，它還接受社會成員心理認同的塑造。國家權力滲透社會領域，在客觀后果上影響了人們對于權力的認知。在政治現實與社會認知的互動過程中，有關國家公共性的理解，對絕對主義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國家不再被視為統治者的私器，而是公共權力的承載者。這種理解方式破壞了王朝國家的人格化形象，并使國家具有抽象實體的公共特質。首先，絕對主義國家的權能擴張，導致國王無法依賴傳統的親屬網絡進行統治，而必須憑借專業機構的協助。在制度體系理性化的過程中，國家權力愈發具有非人格化的特點。其次，絕對主義國家對社會的控制，伴隨著社會對國家的建構性認知。王權擴張的反對者指出，國王只是國家權力的承擔者，居于國家之中并成為國家的實際組成部分。政治服從的主要原因不是國王的強大，而是“相信國王仁慈合法”。〔16〕將王權與國王進行區分，凸顯了統治機構與統治者個人之間的差異，使國家認知具有抽象化、去人格化的特征。

　　國家與國王在觀念上的分辨，蘊含著政治發展的多種可能。從維護權力的角度，統治者可以通過聲稱代表國家而獲得無需限制的政治地位。諸如朕即國家的表述，表現了絕對主義君主的威權，使其成為國家整體的象征。正如頭腦支配身體和四肢那樣，居于中央位置的國王是國家的集中代表。而國家與國王的區分，從根本上提出了統治資格問題。對此霍布斯率先使用了代表的概念，從社會同意的視角論證了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他將主權者視為國家的代表，認為政治代表的實質是權力授予。人們服從主權者就是服從自己，“權力當局所作所為的一切都得到了人民中每一個人的擔保和承認”。〔17〕由于權利和責任的分離，主權代表者擁有高度的權威，而由授權者承擔相應的后果。這種不對稱的授權關系形成了“全權的代表”，主權代表者可以自行采取政治行動。〔18〕全權代表觀從權力來源上論證了絕對主義國家的正當性，并從邏輯上說明了政治服從的合理性。

　　絕對主義國家的出現，經歷了代表觀念和代表形式的變遷。首先，在政治抽象的意義上，統治者因其權威性地位而獲得公共代表性。等級制國家時期，政治代表的對象是各個不同的權勢集團，它具有集團代表的特殊化內涵。繼議會地位遭受削弱后，強制性力量匯聚到了中央統治者手中，統治者已然成為國家中的公共人物――“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19〕壟斷了政治權力的統治者同時壟斷了政治代表權，它被視作以地域空間而非私人關系為原則的國家象征。其次，在實質內容上，政治代表不是指向政治權利而是“政治義務”。〔20〕絕對主義國家的政治代表，意在為統治權威提供正當性基礎，它“否定了絕大多數統治對象任何形式的政治參與，卻要求所有人的服從。” 〔21〕最后，代表形式與內容的沖突，源于政治責任的缺失。絕對主義國家權力行使的公共性，是其代表權的重要來源。公共性發揮了強化權力至上性的作用。〔22〕但由于國家公共性是由統治者單方面建構的，社會成員只發揮了提供正當性的工具意義。

　　四、近代民族國家中的代議政治：責任和參與

　　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組織形態出現了轉型，基于民族認同建立現代國家成為普遍的政治理想。國家不再是物理屬性的土地和人口的組合物，而是由公民組成的命運共同體。國家獲得了社會心理的支持，民族則獲得了政治存在的載體。在民族國家興起的背景下，民族共同體取代世襲王朝成為忠誠的對象，“‘民族主義’一類的思想觀念與絕對主義的內在特性格格不入”。〔23〕民族作為國民關系的連接和象征，開始成為主權的最終來源。民族因素的融入，促使現代國家的公共性進一步增強，國家主權取代了君主主權。

　　民族國家的出現具有轉型意義，但政治權力擴張的總體態勢并未逆轉。社會變遷過程衍生的集體需求、階層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均是國家權能擴張的直接誘因。民族國家需要以權力執行者的角色深入社會提取資源，并以公共協調者的面目回應社會訴求。在國家與社會關系重構的背景中，“‘統治者’成為了公民的代表并對他們負責”。〔24〕 政治權力和政治責任的融合，完整地展現了現代國家的公共性內涵。在國家政治的層面，國家已不是統治者單純追求私人目標的工具，而是實現民族利益的制度載體。只有借助民族共同體的名義，政治權力才能衍生社會服從的道德義務。在社會結構的層面，民族國家建構時期也是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資產階級成為政治舞臺上的有生力量，他們以普遍主義的話語為自由財產權辯護。民族主義的時代同時也是個人主義的時代，在民族共同體中，“主權、公民身份和民族主義，趨向于成為相互關聯的現象”。〔25〕集體文化意義的民族身份與個體權利意義的公民身份并行共生。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層面，如何容納社會利益訴求并對此承擔政治責任，成為民族國家建構的中心議題。民族國家最終借助代表制度的創新，將政治權力與政治責任融為一體，塑造自身的正當性地位。 　　民族國家的建構，促使社會大眾經歷了政治化的過程。對此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政治權力擴張的前提下提升國家能力，使國家的強制性力量轉化為獲得社會支持的正當性存在;在肯定公民權利的前提下有限地開放政治過程，實現容納大眾參與的廣度與限制大眾參與深度的政治平衡。西方國家首先出現了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代議制政府，它通過代表機制將社會成員選擇性地納入政治過程。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特別是財產權，獲得了最大程度的政治保護。為了獲得平等的公民權利身份，無產階級及其他社會邊緣群體進行了政治抗爭，代議制政體由此經歷了民主化的過程。在代議民主的發展完善中，主權來自人民的觀念、政黨組織的社會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從現代國家發展的軌跡中可以看出，代議民主在性質上是立憲民主，公民依法定程序選舉代表，代議機構在憲法范圍內開展政治活動并對選民負責。

　　代議民主包含代表制和民主制兩種成分的復合，即通過公民代表實現民主統治。代議民主是現代政治的普遍形式，但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都曾以不同的歷史形態存在。民族國家興起后，代表和民主的觀念趨于融合。代表制度逐漸具有平等的精神，民主制度逐漸具備代議的形式。基于社會抗爭和政治妥協的共同作用，具有代表功能的議會褪去了傳統色彩，確立為具有民主屬性的公共機構。代議民主在國家建構的語境中具有雙重含義：從政治革命的消極維度，代議民主超越了世襲政治的血緣基礎，伸張了統治權來源于人民信托的原則;從立憲建國的積極維度，代議民主實現了傳統政治的創造性轉化，借助代表政治的民主化，公民參與獲得了現實渠道。通過對政治權力來源及其范圍的憲法規定，代議民主逐漸克服了統治過程的絕對主義沖動。

　　五、代議民主的國家重構效應：廣度與深度

　　代議民主通過公開選舉產生政治領導，并為其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這是現代國家民主化的重要內容。代議民主重構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肯定了社會力量對政治過程的影響。具體而言，代議制政府在價值上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原則，將人民主權轉換為政府治權;在行為上滿足了公民參與的訴求，將社會表達納入政治體制的軌道;在制度上保障了政府的和平更替，夯實了政治統治的基礎。代議制民主的發展，順應了資產階級等新生力量的政治訴求，保障了自由主義倡導的基本權利。但在代議制政府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國家權能的擴張趨勢并未中斷，而是借助公民的選舉投票，獲得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代議民主適應了現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政治關系，但代表制和民主制之間始終存在著內在緊張。代表制意味著政府與統治對象之間存在區分，公民必須借助更具政治能力的代表才能解決重大的公共事務。政治代表因此具有“基本的雙重性”，以在場的方式呈現不在場的對象。〔26〕而民主制的初始含義即是人民自治，消除政治機構與統治對象之間的區分。由代議民主內在張力提出的問題是，何種代表方式能夠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實現一致，即如何確立代表(機構)與選民之間的關系。基佐認為：“代議制不是一個收集個人意愿的機制，而是一個將散布于社會之中的理性(通過選舉和公開性)收集起來，來形成一個社會政府。”〔27〕為了實現共同體的利益，代議機構就不只是滿足選民訴求的工具，它在傾聽利益表達的同時必須整合民意。

　　代議民主中的公民參與和代表產生，由選舉過程銜接。選舉過程滿足了政治表達的需要，并為整合社會利益提供了合法代表。代議政治的民主化正是借助選舉制度的完善而不斷發展，公開的選舉甚至成為民主政治的標簽。但在代議民主實踐中，民主的含義不斷演化，逐漸等同于選舉民主。選舉實質上是從公民社會中產生合法代表的具體方法，是現代國家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將政治形式視為民主本身，顯然削弱了古典民主理論伸張的平等參與精神和公民自治價值。遵循選舉民主的思路，代議民主的功能在于產生精英式的代表，它不過是解決政治領導權之爭的有效途徑，“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28〕現代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在接納大眾參與的同時，又通過代議政治的制度設計限制了參與的深度。源于中世紀的代表觀念在融入民主發展的潮流時，經歷了符合人民主權原則的轉化，并最終出現了代議制政府。而在面臨大眾參與的壓力時，其內在的精英主義痕跡依然清晰可辨。

　　代議民主的精英主義傾向，主要體現在政治過程中代表和選民的關系上。為了避免絕對主義權力的出現，維護公民自由，建立法治國家。〔29〕而為了實現共同體的發展，“將道德的、智力的積極的價值組織起來”，最大限度地完善公共事務。〔30〕代議制政府所憑借的社會力量既來源于精英也來源于大眾，公民素質直接影響民主實踐的效能。民主政體異于專制政體之處在于，政治過程需要大眾的參與支持，公民必須能夠積極主動地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超越溫順服從的臣民品性。公民素質的具體內容包括，正確地理解選舉權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政治權利，寬大地容忍彼此不同的政治意見，準確地判斷選民代表的政治能力。根據代議制政府的經典理論，大眾雖然在人數上居于優勢，能夠為政治統治提供民意基礎，但他們并不具備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而精英群體在理解和處理公共問題方面具有優勢，選舉即是將作為自然人的社會精英賦權為政治代表。代議民主是大眾意愿與精英智慧的必要結合。與社會精英追求領導權相對，選民的義務就在于將權力授予可資信任的代表，并在選舉周期內保持評判代表能力的權利，握有最終的控制權。代表理應回應選民的利益訴求，但這并不意味著代表追隨輿論潮流而動，因為他對選民利益負責而不對選民欲望負責。〔31〕代表雖然來自不同選區，但他們既是選區代表，也是國家代表。代表的職責在于表達、促進符合國家和個人長遠發展的利益，而不是復制選民意見的傳聲筒。代表必須在涉及公共事務方面保持相對自主性，“代表不僅要代表而且要領導他們的選民”。〔32〕

　　代議民主的制度設計意在表明，必須在現代國家的制度化與民主化之間保持平衡，大眾參與的強度不能超越制度容納的能力。其中的潛在涵義是，政治權利和政治能力分屬不同的范疇。在公民教育沒有完善之前，人們必須通過有限的政治參與獲得政治能力。代議民主制度的有序運行，要求將統治權委托給政治家，實現代表與大眾之間的分工。同古典民主的直接參與相比，代議民主顯然具有自我限制的特征，它是適應現代社會的“修改的民主政治”。〔33〕而在國家權能不斷擴張的背景下，政治過程愈來愈依賴大眾的民意支持和信息供給。大眾參與的有限性，已不能充分保障代議機構的公共性。除了代議制形式對民主政治的修正外，政黨的興起也導致代議機構的功能發生重大變化。在西方政治變遷史上，議會或曾經淪為絕對權力的工具，但它始終是具有代表功能的協商性機構。而政黨政治的崛起，在發揮動員民意和輸送精英功能的同時，將黨派精神傳遞至代議機構，誘發對立情緒。以黨派界限作為選舉和代表的依據，代議民主開始具有競爭性民主的特征，它在政治后果上削弱了代議機構公開討論、謀求共識的職能。在政黨政治的條件下，公民參與民主過程的主動性有所弱化，只是消極地響應競爭性政黨提出的競選綱領。選民與政治家的關系開始具有市場交易的消費主義特質。本應作為民主政治實現路徑的代議制，實際上阻礙了普通公民主動介入政治過程，它弱化、甚至替代了現代國家的民主屬性。針對代議民主的局限，興起中的協商民主理論提出了批評，開始伸張大眾參與和政治協商的積極意義，為民主政治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結語

　　從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代議民主并非全新的制度設計，而是傳統政治的創造性轉換。代議民主是國家范圍內的制度形式，它以政治共同體的存在作為邏輯前提。首先，現代國家是基于領土原則建立的統治機構，制度建構的基本特征是超越主權分散的政治格局，形成制度化的權力中心。國家對社會的持續滲透，提高了資源動員水平，擴張了政治權力總量。國家重構社會的過程，同時也是國家嵌入社會的過程。在國家提高組織化強制能力的同時，它還必須獲得社會同意的支持。強制與同意的辯證關系是現代國家建構的內在張力。其次，現代國家實行的代議民主是代表制和民主制兩種成分的復合，但它們并不具有共同的起源，而是各自作為獨立的制度形態。代表制的實施起初是國家權力自上而下擴張的結果，而在市民社會力量發展的情況下，政治統治的正當性經歷了自下而上的翻轉。在國家與社會的雙向運動中，代表制和民主制實現了互滲性融合。代表制開始展現平等的精神，民主制逐漸具備代議的形式。在民族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的過程中，權利保護最終成為政治服從的前提。最后，代議民主將社會成員吸納為制度化政治行動者，重構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它將社會同意轉化為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支持，并將國家權力轉化為促進社會公益的責任性承諾。代議民主建立在普遍選舉的基礎之上，適應了廣土眾民的客觀條件，但其對公民參與深度的限制弱化了政治過程的開放性，這又推動了政治協商等其他民主形式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法〕保羅・S.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M〕.羅家倫，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34.

　　〔2〕〔6〕〔27〕〔29〕〔法〕弗朗索瓦・基佐.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M〕.張清津等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5，36，44，72.

　　〔3〕〔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61.

　　〔4〕〔25〕〔英〕安東尼・吉登斯.民族-國家與暴力〔M〕.胡宗澤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11，257.

　　〔5〕〔英〕喬爾・米格代爾.強社會與弱國家〔M〕.張長東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3.

　　〔7〕馬華峰.從羅馬司法原則到政治原則〔J〕.政治思想史，2014(3).

　　〔8〕〔英〕塞繆爾・芬納.統治史：卷二〔M〕.王震，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283.

　　〔9〕Hanna Fenichel Pitkin.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Uneasy Alliance〔J〕.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2004，27(3)：337.

　　〔10〕〔美〕朱迪斯・本內特，沃倫・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M〕.楊寧等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298.

　　行政管理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當代人》雜志是河北省文聯主辦的資深文學月刊,原名《河北文藝》,創刊于1949年11月。曾先后改名為《蜜蜂》、《河北文學》、《小荷》,于1993年改名為《當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