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度在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夠降低經濟活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制度為人們之間的經濟行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進了合作的擴展和合作效益的提高，減少外部性的功能。制度對于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具有積極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發展經濟；制度建設
　　
　　經濟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不變的永恒的主題，發展經濟學對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了如何去積累和引進資本；如何去調整經濟結構，發揮比較優勢；如何去發展教育，提升人力資源；如何加強國際貿易，實施對外開放；如何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如何改善衛生條件等。但是發展經濟學提出的這些理論上正確的對策并未在實踐中取得應有的成效，或根本就無法在一些不發達國家進行實施。那么，制約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呢?為什么這些好的發展措施不能在這些國家有效實施、發揮作用呢?
　　20世紀7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制度經濟學經濟發展的原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釋。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C•諾斯在其名著《經濟史中的結構和變遷》中認為，“制度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激勵結構，因而，經濟和政治制度是經濟績效的根本性決定因素”。中國從改革到現在，快速的經濟增長從]980年開始已經29年了，走出了西方普遍認為的“東亞經濟20年增長極限”的怪圈。為什么呢?一方面，優化產業結構，創造新的投資空間，在加強公有制主體地位下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但是，我國還有一個體制轉軌，資源配置方式市場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號稱是“經濟雙重轉軌”。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如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政策、規章、契約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制度之所以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根本性的制約作用，是因為制度確立了人們行為選擇的規則，形成了一個社會的激勵結構。經濟發展說到底是人的行為活動的結果，或者說是人的有效勞動所創造的。因此，如何激勵人們的創造性生產行為，并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生產的激勵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社會的制度結構所決定的。具體地說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夠降低經濟活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處理經濟活動過程中人與人關系的成本，既包括直接耗費在處理人與人交易關系中的各種信息成本、談判成本、協調成本、監督成本、契約成本等，也包括由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影響而造成的其他各種間接成本或間接損耗。
　　制度經濟學證明，交易成本是制約經濟效率的根本因素，一個經濟體系是否有效率，關鍵就在于其交易成本的高低。交易成本的節約則是市場秩序穩定有序的主要標志。當這類成本很高時，意味著資源遭到浪費，由于它們未能被轉入最有價值的用途，或者因為對控制他們的爭奪純屬一種非生產性的行動。交易成本主要是由于外部信息的不確定和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造成的。制度安排首先是通過形成人們之間穩定的行為結構來降低不確定性，減少人們行為選擇的信息成本和風險成本，同時，通過對人的行為形成有效約束，降低人們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減少監督成本和違約成本等。
　　有效的制度安排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不僅提高具體經濟活動的效率和收益，同時也激勵人們對經濟活動投入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可以通過海上航行博弈分析的例子清楚地看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很好的降低交易成本。
　　在海上航行，兩艘相向而行的船，雙方互不相讓就會相撞，都得0(我這里用的是基數支付矩陣)；兩艘向十字交匯點行駛的船舶，雙方互不相讓也會相撞，也得0；當然雙方都讓著不走，也不好，各得1；一方讓一點讓另一方先通過，則先通過的得4，讓人的得2。這比一起搶行造成事故或一起退讓浪費時間都來得好。當乙采取讓后的情況下，甲會選擇爭先，因為甲采用爭先的贏得比讓后的贏得大，根據理性人的假設，甲會采取爭先；如果乙采取爭先，甲會采取讓后策略。我們站在乙的角度可以同樣考慮。最后會得出(爭先，讓后)和(讓后，爭先)兩個納什均衡(這里第一個策略是指甲的策略)。納什均衡表示可能性的結果。至于最后是哪個結果還要靠其他因素來決定。現在關鍵是哪一個先讓的問題，兩艘船不可能等待臨時談判，因為這樣需要花費很多時間，造成海上交通的不暢。此時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人們規定，迎面交會的船舶，各向右偏一點，問題就解決了。十字交會的船舶，則規定看見左舷的那艘船要讓。這就從制度上規定了避讓的方式，降低了每次協商的成本以及由此帶來的海上交通不暢的成本，提高了海上交通的效率。
　　二、制度為人們之間的經濟行為提供了合作框架，促進了合作的擴展和合作效益的提高
　　合作是人類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原因。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和專業化是提高生產率的根本手段，而分工和專業化之所以可能，就是因為有合作，或者說合作是分工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如果沒有合作，人們不能從他人處得到自己所需的資源和條件，任何分工都是不可能的。當然，如果沒有分工，也就不需要真正的合作。而人類要進行有效的合作，必須有一定的合作規則，去規定人們之間合作的方式和方法，規定人們之間的權責利，這就是制度安排。
　　同時，不同的合作規則，會形成不同的合作激勵和產生不同的合作效益，好的合作規則，可以大大地提高合作效益，如市場規則、現代企業制度等。反之，不合理、不公正的合作規則，則必然制約和阻礙合作的有效進行。因此，制度安排規定著合作效益，從而制約著經濟發展。我以修路博弈來說明：制度可以為合作創造條件，提高合作效益。
　　設想農村某地有一個只有兩家的小居民點分別是甲和乙，由于道路狀況不好，與外界的交通比較困難。如果修一條路出去，每家都能得到“3”那么多的好處，但是修路的成本是“4”。如果兩家和修，這分攤成本，每家分攤成本“2”，各得好處是“1”；如果一家修另一家不修，則修的那家得“-1”，不修的那家作享其成得“3”。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甲來說，無論乙采取修路還是不修路，不修對于甲來說都是最優策略；同樣對于乙來說，無論甲采取修還是不修，乙的最優策略同樣是不修。這樣最終的結果就是(不修，不修)這樣一個唯一的納什均衡。這就是典型的公共品提供的“囚徒困境”。而此時的均衡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這也就是經濟學中的合成謬誤：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此時，雙方的交易成本都很高，根據科斯定理可以知道，在交易費用存在的情況下，制度就很重要。如果有人出來協調，比如說小區的居委會人員等出來協調，這樣兩個人就可能達成協定共同來修這條路。因為共同修對雙方都有利。這時均衡點就是(修，修)這一點了。達到了帕累托最優，雙方的福利都有所改善。由于制度的安排(第三方的協調)使人們走出了囚徒困境，使整體的效益得到提高。當然對于公共品的提供，可以由政府來提供，這也是一種制度安排，都可以提高效益。
　　三、減少外部性的功能
　　制度可以形成人們行為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結構，降低行為的不確定性，使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夠形成穩定的預期，即人們能夠通過成本收益的計算去有效地選擇自己的行為，從而激發人們對經濟活動進行投入的積極性。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夠使人們行為的責、權、利有機統一起來，或者按制度經濟學的說法，就是個人收益(成本)與社會收益(成本)達到一致性，沒有外部性或把外部性減少到最低限度，這也就是說人們投入的資源(勞動和其他資源)的效益自己完全能夠得到，而不進行投入者則不能獲得任何收益，這就促使人們進行積極的生產投入和提高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縱觀人類經濟發展的歷史，產權制度始終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制約因素，合理的產權制度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合理的產權制度則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有效的產權制度是依靠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來維持，并通過其他相關的經濟制度來實現的。
　　前一段時間國內經濟學家討論非常激烈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制度設計的問題。也可以從反面說明有效的制度在降低外部效用方面的作用。當前中國的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作為國有企業的經理人侵吞國有資產是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企業內部人利用企業改制的漏洞撈好處的原因在于：
　　(1)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經理人就不會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憑其控制的職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2)信息不對稱。可是我們應該更深入的看待這個問題，不應該把責任都推到經理人身上。
　　我把國有資產比喻成“香油瓶”，把公司經理人比做“老鼠”，國家選派的監督官員比做“貓”。那么我們不應該僅僅看到“老鼠”偷吃“香油”的現象，我們還應該思考一下：為什么“貓”會任由“老鼠”偷吃“香油”呢?其中關鍵的原因是“貓”行使的是廉價投票權。在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條件下，盡管代表國家履行股東職能的“貓”所擁有的投票是貨真價實的，他可以選派或解聘董事長或經理，也可以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但是他既不能分享正確行使投票權所帶來的權益，也不能承擔濫用投票權所遭受的損失即廉價投票權。這樣就使“貓”缺乏行使好其投票權的激勵。然而這種投票對于經理人來說，即對于“老鼠”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這直接決定了是不是當這個經理人。這樣“老鼠”就會進行“尋租”，去賄賂“貓”，結果是“貓”和“老鼠”共同瓜分“香油”。從此可以看出，制度設計的重要性。在現行的制度條件下國家選派的監督的官員們缺乏有效的激勵，沒有形成權、責、利的統一，不能使他們行為的外部性有效的降低甚至減少為零，從而導致了這種官員和經理人共同瓜分國有資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