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貞觀政要》是一部記錄了唐初貞觀年間君臣討論政治得失的重要政論史籍，主要總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藝術，成為后人批評腐敗政治的武器和清明政治的藍本。文章主要是通過介紹唐太宗的治國理念、領導方法和決策藝術、選拔藝術以及修養藝術四部分來闡述《貞觀政要》中的政治智慧。

　　【關鍵詞】思想政治論文發表,《貞觀政要》,治國理念,決策藝術,修養藝術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撰寫的一部政論性的史書，以記言為主，主要記載了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們的治國政策和措施。本書主要總結了以民生為本、以德治國、居安思危、殷憂兢慎等的治國理念;誠心納諫、仁心仁政、從善如流、廣開言路等的領導方法和決策藝術;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等的選拔藝術;天下為家、恭儉節用、戒奢戒貪、善始善終等的修養藝術。本文正是從這幾個方面來闡釋《貞觀政要》中的政治智慧。

　　一、民本、居安思危的治國理念

　　民本是相對于官本而言的，是指中國古代的明君、賢臣為維護和鞏固其統治而提出的一種統治觀。而民本思想也是唐太宗李世民治國理念的核心，唐太宗認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都體現了李世民的重民思想。《貞觀政要》有這樣兩段文字記載，體現了他以愛民為核心的民本思想，這也是他經常談論的話題。其一：“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其二：“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圭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于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心為心。控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太宗深然其言。”唐太宗在治理國家的時候把民本看做治國的核心，民是治國之本，是唐朝興盛的基礎。

　　居安思危思想是《貞觀政要》的指導思想，是出現貞觀之治的直接動因。可以說居安思危思想在全書中無論是選賢任能還是戒奢以儉、去奢以約都有所體現。這正是因為唐太宗親歷了隋朝盛世、隋末動亂和滅亡的整個過程，他深知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所以，居安思危思想是唐太宗的治國理念精髓之處，也是整個《貞觀政要》這本書的點睛之處。《貞觀政要》中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輩，既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為國之大害也。”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征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凈，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等等都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思想。居安思危思想是《貞觀政要》的閃耀光芒之處，如果只懂得隨遇而安，這樣勢必會對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不過多的研究，因此，居安思危才能使君王時刻保持著警惕，時刻注意自己的一些行為和做法，這也正是出現“貞觀之治”的關鍵原因。

　　二、誠心納諫、仁心仁政的領導方法和決策藝術

　　納諫是古代君臣之間的一種互動活動，通過大臣的上諫治國方案，君王的納諫才能及時的把臣民的訴求融化在古代的政治體制框架之內，才能使政治上層和下層的流通暢通，同時君王也能贏得臣民的擁護。唐太宗每次聽到臣子的直言進諫，就喜形于色;知道自己的過失，就馬上改正，從善如流;還常常稱贊直言進諫的大臣，重賞進諫獻策的大臣。貞觀年間能形成濃厚的諫諍風氣，關鍵在于太宗誠心納諫，能及時改過。《貞觀政要》中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敝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于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

　　孟子認為要實行仁政，而仁政的根本是君主要有仁心。當然仁政是一個廣泛的施政綱領，包括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等各個方面。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對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唐太宗認為“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仁政思想其實是《貞觀政要》君之道的根本與核心，也是唐代初期的輕徭薄賦、寬肩刑法出現的原因所在。《貞觀政要》中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唐太宗李世民的仁政思想是出現貞觀之治的直接原因，實行仁政國則興，不施仁政國則衰。

　　三、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的選拔藝術

　　社會治理的主體是人才，而善用人才是國家興盛的重要原因。而唐太宗的人才選拔藝術是貞觀之治出現的一個重要保障，唐太宗一直在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無論是在用人原則、用人標準還是選才方法、培養人才上都顯示出唐太宗的政治智慧。在用人原則上，他主張任人唯賢，他說：“朕以天下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在用人標準上，他認為德才兼備，德育為先。首先，他明確提出用人的首要標準是道德，他說：“用得善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唐太宗強調德才兼備，在官吏的使用上既要有學問實力但也要有品德。唐太宗在使用人才的時候真正的做到：(1)不避私親，他說：“古稱王公者，蓋謂平恕無私，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2)不避新舊，他說：“朕惟有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為差? ”(3)不避仇寇，他說：“古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而為舉得其真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舉。”(4)不計門第。太宗：“即日召之，未至問，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 (5)用人用長，他說：“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 又說：“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在選才方法上也是別具一格。他認為在選才方法上要知人善任和量才用人。首先，太宗提出了自舉的選才辦法。他說：“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今欲令人自舉，于事何如?” 其次，實行舉薦制和科舉取士。這樣在制度上為選用人才提供了合法的依據，科舉制在唐朝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這樣也使唐朝的政治上下層之間的互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平臺，有利于政治的穩定和問題的及時解決。

　　四、天下為家、恭儉節用、戒奢戒貪、善始善終的修養藝術

　　《貞觀政要》中的卷五和卷六都是在說個人的修養藝術問題，其實在這兩卷更多的是體現古代政治文化的分層結構。古代的政治文化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結構即以仁義為標榜的王權文化、以忠義為標榜的官吏文化和以廉恥為標榜的草民文化。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的朝代往往這三種文化會相互流動，彼此之間相互交流。當然，這三個層次之間的相互流動主要是靠科舉制選拔來進行交流的，科舉制是社會上層的文化和社會下層的文化進行交流的橋梁。政治清明、文化繁榮往往是科舉制比較興盛，選拔人才比較暢通的朝代。

　　在卷六中主要記錄了唐太宗等人提倡節己順民、儉約慎行、反對鋪張浪費的言行。體現儉約的“自王公以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以欲從人者昌，以人樂己者亡。’”體現謙讓的“昔舜誡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又《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凡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謙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誰肯犯顏諫奏?”“己之才藝雖多，猶病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等等這些修養藝術都體現著唐太宗的治國智慧同時和李世民的居安思危和民本思想也是相輔相成的，它們之間也有想通之處，節己順民也體現了民本思想中以民為本。

　　總之，此書中到處閃耀著我國古代的政治智慧的光芒，不僅是我國的政治思想在唐代時的表現同時還展現著我國古代比較明顯的政治文化的分層結構，從皇帝到草民都日益形成自己的政治文化，當然這些政治文化有些是積極的有些是消極的，每個層次的文化都會展現該階級的階級屬性。然而政治智慧是本書的亮點所在，以民生為本、以德治國、居安思危、殷憂兢慎等的治國理念;誠心納諫、仁心仁政、從善如流、廣開言路等的領導方法和決策藝術;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知人善任、量才用人等的選拔藝術;天下為家、恭儉節用、戒奢戒貪、善始善終等的修養藝術等等，都體現了唐太宗當政期間的政治智慧，對我們當今政治體制改革也有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吳兢.貞觀政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3.

　　作者簡介：孫德娜，山東現代學院基礎部政治教研室;崔市國，山東現代學院基礎部政治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