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是現在全球倡導的一個主題，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也是刻不容緩的。那么什么是生態文明呢？生態文明又該怎么樣去發展呢？本文是一篇研究生論文范文，主要對生態文明話語權三題進行了一些研究。

　　摘要：當今全球生態治理仍處于“西強東弱”的話語體系格局之下，黨的十八大把建設生態文明提升到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自覺和政治追求。當前人類文明形態正處于變革之際，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中國加強生態文明話語權建設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基于相關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地指出，生態文明是中國語境下產生的原創性詞匯，生態文明命題源于社會主義中國;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是內在統一的，資本主義沒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及其建設;后發國家可以跨越工業文明的“卡夫丁峽谷”，實現文明形態的跨越發展，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道路。

　　關鍵詞：生態文明,文明形態,跨越發展,話語權建設

　　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在農業社會，中國曾經是世界的中心，主導著世界話語權。但是，進入工業社會以后，西方國家把控世界話語權，工業文明的生態治理也是處于“西強東弱”的話語體系格局下。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文明形態變革之中，未來的人類文明必然走向生態文明時代，生態文明的話語權建設非常重要，在這一過程中，有必要澄清下面幾個問題，以增強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生態文明是中國語境下產生的原創性詞匯

　　工業革命以來，在征服自然的理念支配下，西方國家最早爆發了環境污染事件，由此，世界環境主義運動和生態主義思潮也最早產生于西方國家。在追溯西方生態思想的發展歷程中，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以及更早的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都是標志性的理論成果。當然，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1987年發表的長篇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所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對推動世界生態思想的發展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后，生態后現代主義、后工業社會、生態現代化、后工業文明等體現了西方生態思想的演進過程。雖然西方學者較早地研究生態思想，但是，并沒有使用“生態文明”這個概念，“生態文明”是由中國學者首次提出來的。“從人類生態文明思想史的發展來看，西方學者的理論中蘊含著許多生態文明思想。但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由于他們沒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不可能提出生態文明的新觀念、新理論。這就是說，在西方學術界不存在著‘生態文明及其建設’之說。”[1]

　　根據對國內外有關生態文明資料的學術考證，我國著名生態學家葉謙吉1984年在前蘇聯率先使用“生態文明”這個詞。“對生態文明的呼吁， 最初是葉謙吉1984年在前蘇聯， 然后是1987 年在中國， 接著是1999年羅伊・莫里森 Roy Morrison在美國， 正如他們呼吁的那樣， 我們需要創造一種‘生態文明’。”[2]這里提到的“1987 年在中國”是指：1987年召開了全國生態農業問題討論大會，葉謙吉先生在會上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觀點，他認為，“所謂生態文明就是人類既獲利于自然，又還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保護自然，人與自然之間保持著和諧統一的關系。”[1]這應該是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文明理論的思想先聲。此后，我國著名學者劉思華教授對生態文明及其理論作了開創性的研究，他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文明“三位一體”文明形態的基礎上，提出了四大文明協調發展的觀點;在確立生態時代論、生態革命論和生態文明觀的統一理論的基礎上，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的新學說。1986年在全國上海第二次生態經濟學科學研討會上，劉思華教授就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論點”。[3]1987年在《理論生態經濟學若干問題》書稿中，他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精神需要、生態需要的實現過程，就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三大文明建設過程。“實現社會主義滿足人民群眾的全面需要，達到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的高度與協調發展”是“國家富強、民族興旺、人民幸福的重要標志”。[4]1991年，他又較早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命題，認為：“只有把建設高度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和社會主義民主，都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和奮斗目標，才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文明的“四位一體”文明形態的思想先聲。 [5]此后，劉思華教授又從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形態文明轉型的新高度，對“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命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并將建設生態文明規定為“社會主義”范疇。他明確提出，“我們把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創造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項戰略任務，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和自然生態的協調發展。”[5]在此期間，我國其他學者也開始關注生態文明。李紹東于1990年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發表了《論生態意識和生態文明》;謝光前于1992年在《社會主義研究》發表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初探》;沈孝輝于1993年在《太陽能》發表了《走向生態文明》;劉宗超和劉粵生于同一年在《自然雜志》發表了《全球生態文明觀――地球表層信息增殖范型》。我國最早論述生態文明的專著是1992年農業出版社出版的《生產實踐和生態文明》張海源著，此后，1999年出版了劉湘溶主編的《生態文明論》。[6]

　　應該說，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之前，國內學者對生態文明的關注程度并不是很高。黨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寫進黨代會報告，引起學術界的關注。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治國理政的戰略高度，并提出了“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戰略目標。從此以后，生態文明成為了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

　　綜上所述，“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命題是中國學者率先提出來的，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學術話語。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在研究生態文明的過程中，出現了西化、異化、標簽化的現象。一些學者津津樂道于用西方話語解讀中國生態文明，毫無根據地斷定生態文明理論源起于西方，否認中國學者最早提出生態文明概念和自主創立的生態文明理論;一些學者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生態文明實踐的先驅者”，而中華文明“將成為生態文明的率先響應者”，宣揚資本主義生態文明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本質區別這個偽命題。一些學者把西方工業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論表現，說成為生態文明理論等等。[7]這些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觀，是十分荒謬的。這種論調正如有些學者所批評的那樣：不僅論證了資本主義文明成功地戰勝了發達國家的生態危機，而且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全球開拓者和領導者，也即“生態資本主義”或“綠色資本主義”是完全可以實現的。[8]生態文明“資本主義化”的錯誤思潮在理論上是自相矛盾的，在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哪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更沒有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國家戰略，甚至有些西方國家的政黨在議會中都拒絕討論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議題。這些正說明了資本主義與生態文明是相沖突的，生態文明只具有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屬性，不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設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天生的反資本主義的秉性，從本質上決定了它的社會主義屬性。生態文明源于社會主義中國，生態文明的希望在中國、在社會主義，我們要努力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論自覺與理論自信。“生態運動使更多的人客觀上集結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其發展結果必然導致社會主義。”[9] 　　二、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是內在統一的

　　既然生態文明源于中國、源于社會主義，那么，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是一種什么關系呢?當我們在談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時，回避不了它與資本主義的關系。

　　什么是生態文明?不同的學者從不同學科和理論視野進行了不同的定義。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是從較為抽象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視角來定義生態文明，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一種新型文明形態或這種文明形態的新特征;另一種觀點是從較為具體的角度，即生態文明的調節對象或構成要素視角來定義生態文明;還有一種是從廣義和狹義相區分的角度，即人類文明發展階段和文明構成要素兩者兼顧的角度來定義生態文明。[10]雖然學者們對生態文明理解不同，但是，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新形態，是對工業文明的超越，所追求的是人自身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我們把它稱作為生態文明定義的四大和諧論，體現了生態文明的核心價值觀。”[11]

　　馬克思從制度的視角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生態批判，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是反生態的，因為資本邏輯與生態邏輯是相沖突的、經濟理性和生態理性是相沖突的。資本邏輯就是不擇手段，追逐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和利潤以實現自我增殖的存在邏輯。追逐利潤是資本存在方式，實現自我增殖是資本之存在目的，利潤至上是資本之存在哲學，貪婪無度是資本之心理樣式。[12]資本對剩余價值的過度追求必將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資變換關系，導致生態危機的發生。生態馬克思主義也指出，資本主義制度在其本性上是反生態的，因為：一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在于生產使用價值而在于交換價值，體現了資本對利潤追求的本性。資本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擴張，從而與有限的自然資源產生矛盾和沖突。二是資本主義盛行的是物欲至上的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下，必然導致技術的非理性運用和消費主義的出現，人們執迷于消費領域來尋求自己的滿足和幸福，這更加劇了生態危機。三是資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資本不斷對外擴展，并且憑借其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秩序剝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通過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的方式把環境問題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殖民侵略，造成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在西方國家，環境保護這一原本善良的初衷逐漸蛻變為一種野心勃勃的思潮和運動，顯露出意識形態的本質。這場運動以環境保護為幌子，干涉自由和經濟運行，成為政客和科學家奪取話語權、打擊異己的武器，甚至演化為發達國家設置貿易壁壘、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暴力’工具，成為發達國家謀求改造世界支配權的手段。”[13]所以，資本主義沒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及其建設。正如印度籍德國學者薩拉・薩卡所說，“可持續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生態文明”根本就是一個主觀臆想的概念，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它都是自相矛盾的。[14]

　　既然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那么要消除生態危機，就只有實施制度變革，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共產主義意味著“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斗爭的真正解決”。[15]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個階段，生態文明也是其應有之義，這是因為生態文明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生態文明反對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和極端的非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只是價值的中心，人在實現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必須維護生態平衡，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另外，生態文明追求環境的公平正義，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這與社會主義原則也是想通的。同時，生態文明也將為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生態安全保障。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人們就無法享受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沒有生態安全，人類將陷入生存危機，其他的一切文明都將變得虛無。所以，生態文明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前提和基礎。

　　當然，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超越的社會形態，其本質屬性也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制度保障。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對解決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的制度保障。“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6]這一本質界定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同等的權利，這就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兩大“和解”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社會主義公有制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經濟基礎。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是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沖突的根源，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在其本質上是異化勞動的體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確保了私人財富能夠轉變為社會財富，從而能夠消解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沖突，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且，社會主義實行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的有機結合，超越了資本主義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滯后性，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合理的資源配置。

　　生態文明作為對工業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種更為高級的人類文明形態;社會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代表了一種更為美好的社會和諧思想。兩者內在的一致性使得它們能夠互為基礎，互為發展。[17]所以，“生態文明”不應該，也不能有“姓資姓社”的區別，而只能是“社會主義的”。[18]

　　三、后發國家可以跨越工業文明的“卡夫丁峽谷”，實現文明形態的跨越發展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固有的規律，一般來說都是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逐步演變，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五種形態理論”就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某個國家、某個民族也有可能不遵循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中所體現出來的階段順序，而是越過其中的一個或幾個社會形態實現跨越式發展。19世紀后期，馬克思對俄國的農村公社制度及俄國進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談到俄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時說：“我得到了這樣的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失去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19]143“假如俄國想要遵照西歐各國的先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它就會和塵世間的一切民族一樣地受那些鐵面無情的規律的支配。”因此，俄國可以充分利用“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而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19]145這就是馬克思關于跨越論的設想。當然，這種跨越發展是在“一定條件”下才有可能發生。“一切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19]478俄國農村公社“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19]461當然，“跨越”的首要條件是與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充分交往，以人類的最新文明成果為起點去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馬克思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理論是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特殊表現形式，說明社會形態的演變是可以跨越的。以此為理論參照，既然社會形態的演變可以不遵循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那么，人類文明形態的演變能否跨越式發展呢?這是當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必須做出的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回應。

　　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而社會主義和生態文明是對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的超越，是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高度發展的必然產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創造了豐碩的經濟成果，工業文明及后工業文明進入了歷史的頂端，但是，生態文明并沒有在西方國家率先興起。根據文明轉型的規律，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工業文明的先聲，理應率先建設生態文明。這是因為工業文明率先在發達國家興起，也達到了最高成就和最完善的程度;西方國家也出現了生態危機，并爆發了環境保護運動，況且“只有一個地球”的呼吁、《人類環境宣言》《生物多樣性公約》等世界環境保護文件和相關協定，也是由西方國家制定的。應該說，20世紀中葉，西方發達國家具備了生態文明興起的外在環境。但是，世界發展歷史進程表明，西方發達國家并沒有率先建設生態文明，發達國家的領導人也沒有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治國策略，沒有走向建設生態文明的道路。究其原因，也許是由“道路慣性”，即工業文明模式的歷史和文化慣性決定的。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雄厚的經濟實力，加強了環境治理，并轉嫁環境污染，把污染企業和有毒垃圾轉向發展中國家，從而使得自身的環境質量得到一定改善。而環境質量的改善，就使得發達國家喪失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動力。另外，西方發達國家沿用線性思維，運用傳統工業模式發展經濟和對待環境問題，這種由歷史和文化形成的慣性，形成強大的歷史定勢，使得他們失去了向新的文明形態轉變的機會。[20]

　　既然西方發達國家失去了向新的文明形態轉變的動力，而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向前的，后發國家可以實現彎道超越，實現文明形態轉型的跨越發展。中國是工業文明的遲到者，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國家，肩負著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的雙重任務。西方國家“征服自然”的工業化進程已經造成了大量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因而，中國不能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須自覺地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路，促進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換，從而跨越工業文明的卡夫丁峽谷。中國實現文明形態跨越設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經過工業文明黑色發展與苦難，直接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創建生態文明的社會形態。這適合于我國欠發達地區邁向生態文明形態的跨越發展;二是縮短工業文明黑色發展與苦難的歷程，在工業化進程中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發展道路。①

　　那么，如何才能使文明形態跨越發展在中國從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呢?關鍵是要發揮“三大優勢”。一是發揮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豐富的生態智慧理念優勢。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1]在人類歷史上，中華文化曾經達到農業文明的最高峰，沉淀著豐富的生態文明精神基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學，“以人為本”的政治傳統，為文明形態的跨越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哲學基礎與思想源泉。二是發揮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勢。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建設成就顯著、工業文明的物質成果豐碩、綜合國力顯著增強，這為文明形態的跨越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三是發揮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最為重要的考量指標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能力與政治意愿。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承諾及其實踐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支撐，也是實現文明形態跨越的政治保障。黨的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不僅彰顯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蘊，而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自覺和政治追求，建設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是把握國際競爭主動權的戰略選擇。中華民族建設生態文明的“中國實踐”已經起航，打造“源于中國屬于世界”的生態文明話語體系，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是“中國實踐”的歷史責任。

　　注釋：

　　①此論是劉思華先生跨越工業文明“卡夫丁峽谷”理論的核心觀點，他在“2014年中國生態經濟建設・獅子山論壇”開幕式講話中對此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闡述。

　　[HT5"H]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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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澳]阿倫・蓋爾走向生態文明： 生態形成的科學、倫理和政治[J] 武錫申，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1[ZK]

　　[3]王亞東強國豐碑[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419[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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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劉思華企業生態環境優化技巧[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1：477[ZK]

　　[6]盧風生態文明新論[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2-3[ZK]

　　[7]劉思華生態文明研究要警惕“五化”[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ZK]

　　[8]郇慶治“包容互鑒”：全球視野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2[ZK]

　　[9]王學東，陳琳九十年代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142-143[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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