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概念自提出以來，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并被廣泛應用于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研究中。社會動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利用社會資本進行社會治理對于執政黨而言意義重大。本文是一篇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基層黨組織與城市社區治理問題探微。

　　〔摘要〕社會資本是社會治理的重要資源，有增強社會信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集體行動困境的作用。處理好傳統性社會資本與現代性社會資本的關系、提高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度、界定多元治理主體的地位與職能，這是影響社會資本在社區治理中發揮作用的三個難題。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進行城市社區治理具有可行性，但中國社會資本的兩重性，要求基層黨組織克服傳統社會資本的消極性。以政策指引社區的發展方向，用信任夯實治理基礎，即從制度和信任兩方面著手，這是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進行社區治理的基本維度。

　　〔關鍵詞〕社會資本,社會治理,社區,基層黨組織,黨的建設,社會動員

　作為社會治理的主體和領導者，基層黨組織如何利用社會資本進行社區治理、引導社區自治良性發展問題，卻鮮有學者關注�；�于社會資本視角，探索基層黨組織與城市社區治理新思路新途徑，對當前社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資本是社區基層黨組織的重要資源

　　政黨是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在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對于社會的治理中，社會資本是非常值得運用的資源。中國的社會資本受特定國情、歷史傳統的影響具有兩重性，即傳統性社會資本和現代性社會資本同在、共同發揮作用。因而，在我國的社區治理中，社會資本既能起到增強社會信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公共問題的積極意義，同時受傳統性因素的影響社會資本又會干擾現代制度的運行，對社會造成消極影響。

　　(一)社會資本的概念

　　學術界對于“社會資本”概念的界定紛繁復雜，一些較有代表性學者的觀點也不盡相同。最早提出“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者是布爾迪厄，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由體制化的行為來形成和維持的關系網絡，不是通過血緣等先天性原因自然產生的，而是通過某種投資使得原有的、偶然的社會關系成為一種資本，進而形成持久的關系網絡〔1〕。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期望在市場中得到回報的社會關系投資”，“是通過社會關系獲得的資本”，“借助于行動者所在網絡或所在群體中的聯系和資源而起作用”。 〔2〕普特南認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分別指的是提高個人生產率的工具和培訓)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收益。”〔3〕

　　本文主要采用普特南對于社會資本的界定，即社會資本是人際關系網絡中傾向于通過合作與互惠來達到某一目的的態度，關注點在于組織化了的社會資本如何促進社會的自我管理與外部協作。首先，社會資本是一種“公共產品”，不具有排他性，即社會資本不能排斥其他組織成員的使用，即使這些成員沒有為社會資本的積累作出貢獻;其次，社會資本的積累是公民間互動與交往增多的結果，“社會資本不能由私人部門提供，這意味著社會資本一定常常是其他社會活動的副產品”〔4〕;再次，社會資本具有自我強化和積累的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就會建立起聯系和信任，這些社會資本有利于未來在完成其他不相干的任務時的合作”〔5〕。但社會資本非但不會隨著使用而減少，反而會不斷增加存量。這使得擁有社會資本的人能夠通過盡量使用來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

　　(二)中國社會資本的兩重性

　　社會資本作為公共產品，對于當前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多元社會主體的協調具有積極意義。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對于中國人的影響是深刻的，傳統性社會資本對于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又是不容忽視的。將重點放在如何促進以合作與信任為特征的現代性社會資本的積累，促使其在社會參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是亟需解決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

　　1.傳統性社會資本的大量存在。中國的社會資本存量很大，但是歷史遺留的傳統性社會資本所占比重較大，社會關系網絡并不發達。傳統性社會資本不同于現代性社會資本，主要是以個人為節點展開的關系網絡，紐帶是血緣、地緣，因此整個關系網絡輻射范圍小、不完整，對于現代制度有腐蝕作用。一方面，血緣、地緣作為紐帶使得社會資本的范圍小、排斥性高。傳統社會的關系網絡輻射范圍小，同時個人、群體的信任范圍重合。這導致群體內成員無法與群體外成員充分溝通，各個同質群體獨立存在，群體間很難進行信息交換。基于血緣關系形成的宗族內部有著特定的規范，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福山認為，這種社會資本的消極效果是對非血親和非組織成員的排斥性。〔6〕另一方面，傳統性社會資本不夠完整，關系網絡的脫節情況并不少見。相比于現代社會，傳統社會的個人身份更加單一，邊緣性、單一性、狹窄性的關系網絡廣泛存在。以個人為節點的關系網絡，致使“人的因素”干擾了社會資本系統的運行。“對人際關系的過度強調的傳統和個人在建構自己的社會資本時權力的廣泛介入，使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缺乏法治精神，……權力和人際關系儼然成了資源配置的主要力量。”〔7〕

　　2.現代性社會資本的產生與發展。中國現代性社會資本的誕生幾乎與中國的現代化同步，但是它的高速積累則開始于改革開放。在舊關系網絡恢復的同時，新型社會關系網絡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管理的現代化、文化的繁榮以及網絡的興起而高速累積。個人參與公共事務的同時，社會生活也極大豐富，以普遍信任為基礎的公共性社會資本增加，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網絡也大范圍擴張。通過經驗積累和訓練養成的社會運行規則，是在與他人進行聯系的日常交往活動中逐漸形成的默認的規則，也是固定的思維、態度和行為方式。這些行為實踐包括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討論、決策，社會團體活動的參與實踐，與他人的協商合作等等。

　　(三)社會資本對于社區治理的效用

　　社會資本是重要的社會治理資源，它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源于其特殊效用：能夠增強社會信任，能夠協調社會關系，能夠解決公共問題。這三點效用說明社會資本的良好運行不論對社會治理主體、社會組織，還是社會成員，均受益。 　　1.增強社會信任。社會資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一種穩定的關系網絡資源，這種信任建立在合作與制約上。普特南認為，因為密集的交往行為以及隨之產生的公共輿論又限制著關系網絡中的主體，所以普遍信任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指標，決定著一個社區甚至社會的社會資本的存量，影響著人們從事互惠互利集體行為的能力。社會資本增強社會信任是建立在合作與制約基礎上。一方面社會資本為公民、群體間的溝通與協商提供便利，推進合作;另一方面它是一種道德評價或者懲戒，對于在行動中有悖原則的成員進行警示、威懾，甚至剝奪其社會資本。因而，基于合作、制約的社會資本迫使社會成員必須遵循集體的邏輯，符合集體的道德取向，從而使得行動的不確定性大大降低。

　　2.協調社會關系。社會資本的增加能夠協調社會關系，增進社會和諧。社會資本的積累過程是居民對社區認同感和歸屬感增加的過程。社區居民互動越多，共享感情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參加集體活動，因而又進一步增進了居民之間的情感。而信任、規范便在社區網絡中形成并擴散。社會資本所帶來的信賴感可以增強公民參與社會活動的意愿，普遍互惠的信任關系增進了居民交往，使之結成不盡相同的關系網絡，決定了不同社會組織的格局以及社會的總體結構。社區成員之間發生交互行為，從而形成關系網絡。社區組織網絡是多元利益主體在合作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通過社區利益主體之間的協商、談判、合作，實現公共事務的有效管理與公共產品的創造。

　　3.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社會資本的積累對于社區集體行動的達成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信任互惠程度高、鄰里關系密切的社區，其民主的實踐往往更加成功。足量的社會資本是社區有效自治的基礎。社會資本一般通過參與社會、市場的活動來發揮功效，各個活動主體因此形成互動關系。社區建設是一項多元主體參與的集體行動，面臨著個人“搭便車”、承諾難兌現、規則失效等集體行動的困境。從居民角度來看，“公民參與社群生活的原因不是庇護，而是因為公共問題的存在”〔8〕。有效的社區治理是公民持續參與的動力。若社區內能夠創造豐富的社會資本，促進治理目標的達成，那么個人利益與社區整體利益的矛盾、社區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便迎刃而解。

　　二、社會資本在社區治理中發揮效能的制約因素

　　根據亨廷頓的觀點，傳統社會、已現代化的社會是穩定的，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則是不穩定的。后者不穩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的沖突。中國社會正處在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期，現代化過程中難免受到傳統社會資本負面因素的阻礙，如何處理傳統性因素與現代性因素的關系是亟需解決的難題。受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水平的限制，社會參與不足、多元治理主體地位與職能的界定等問題，也影響著現代社會資本的積累。

　　(一)如何處理傳統性社會資本與現代性社會資本的關系

　　傳統性社會資本具有腐蝕現代制度、干擾社會法治的消極作用，這是傳統性社會資本主要的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應當控制傳統性社會資本，避免其成為社會資本的主體。傳統性社會資本對制度的腐蝕并不是特例，而是普遍性現象，這是傳統性社會資本內部力量的合力。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傳統性社會資本對政治、經濟等理性的現代因素的干擾。在經濟領域內，公平公正的原則會被傳統性社會資本的排斥性與封閉性妨礙，造成經濟收入分配的不公。這種干預在政治領域中更為常見。如基層農村中大的家族以人數優勢對村委會施加影響，干擾村委事務;更有家族在村委會選舉中依靠親緣、血緣等傳統性社會資本，對基層民主選舉進行干擾。這些情況的發生，不利于人們遵守規則，挑戰了法律的權威性，影響了國家與地方經濟、政治活動的正常運轉。因此，遏制傳統性社會資本的消極影響極為必要。

　　但是，傳統性社會資本與現代社會又不能完全割裂開來。完全排斥傳統性社會資本，用現代性社會資本全面替代它也會影響個人與社會的良性發展，造成情感聯系的缺失等負面影響。正確的處理方式是重新挖掘傳統性社會資本中有價值的內容，實現傳統社會資本的現代化。完全消除社會資本中的傳統性因素是不必要的，因為它具有無法代替的功能�？茽柭�認為傳統性社會資本具有兩種功能：一是社會保障和社會支持的功能，主要是在精神和情感方面;二是規范與賞罰功能。第一點功能是不能替代的，因為在家庭、宗族中人們之間的關系更加親密、穩定，互相提供愛、關注、安全等情感因素�，F代社會組織雖然能夠替代傳統社會關系網絡的某些行為，但是沒有彌補情感等方面的有效手段。以社區老年人的養老為例，保姆、居委會和社工能夠為老年人提供生活幫助，組織文體活動，替代傳統性社會資本的某些功能，但是很難滿足老年人對于親情的渴望。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幼兒撫養機構，他們可以保證兒童的安全和健康，但是無法替代兒童與父母的親密聯系，以及父母在兒童智力、情感、身體發育等方面的作用。

　　(二)怎樣提高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的參與度

　　近年來，各地對于社區公共服務工作的重視程度在增加，社區服務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居民的社區治理水平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在廣東、上海、浙江等省份的社區試點中，積累了較為成功的經驗。這些試點社區探索出了“網格化”管理模式、電子化信息傳遞、多主體協商促辦等新模式新方法。為鼓勵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他們設計的一系列制度渠道，在提高居民社區治理參與度方面的實踐較為成功。但是必須看到，社區居民對于社區事務的參與主要是被動的，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參與率、參與層次均未到自治水平。居民參與的社區治理層面較低，特別是直接的、面對面的政治參與程度很低，提高居民社區治理參與度在質、量兩個方面均遇到困難，這個情況是社區社會資本不足和質量不高所造成的。社會資本不足致使社區居民對社區的依賴性低，居民人際關系淡漠，鄰舍關系消亡，居民選擇避免接觸。社會資本質量不高，導致居民的主體意識、民主意識欠缺，小團體、小圈子廣泛存在，排外、封閉意識濃厚，甚至拒絕外來成員參與社區活動。

　　中國正在經歷由傳統的熟人社會向現代陌生人社會轉變的過程，法治意識、契約精神都在發育中，居民之間的信任度偏低。這種情況在混合式小區表現較為明顯，這類小區內部人員構成復雜，居民流動性較高，居民擁有的社會資本具有多源性：與工作、志趣相關的社會資本豐富，這些社會資本不依賴于社區維系。他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較低，對居委會、物業管理公司缺乏信任感，對社區事務漠不關心。居委會作為社區自治組織，本應實現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約束的功能，但實際上大多數城市社區居民與居委會之間的信任和聯系十分缺乏。如何改變社區居民政治參與率低、參與意識不強的問題，是改善社區社會資本不足、質量不高的難題，也是社區自治的焦點問題。 　　(三)如何界定多元社會治理主體的地位與職能

　　積極有效的社會動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社會各個領域的領導，即政黨以資源分配、政策制定與執行等方面的絕對優勢，通過單位制度實現了黨和國家對社會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控制。整個社會是呈現“國家――單位――個人”的直線結構。個人在單位中的“小社會”，并沒有與其他單位產生聯系的必要性。村集體、工廠等單位從生產、生活兩個方面全面覆蓋個人生活，為“單位人”提供各種社會資源，滿足個人對組織和社會的依賴與需求。街居作為單位的補充，管理沒有納入單位管理范疇的居民，這些人主要是社會弱勢群體。這使得大部分人能夠通過體制內渠道表達意愿，深入社會的各級黨組織理論上能夠管理、教育、約束每一個人�？梢姡�這一時期黨和政府是社會資本的主導力量。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街居制度改革后，單位全面撤出社會管理，居委會在管理居民方面的權限大大擴大。然而，居委會作為自治組織，面臨社會管理任務過多、行政化色彩較濃、定位不清、權責不匹配等問題。與此同時，多種社會組織、多元社會主體參與社區治理是客觀趨勢，他們對于社區治理的關注與參與，使得社區治理成為多元治理主體的利益分配的博弈，這與傳統的一元管理體制具有極大的不同。如何界定社會治理主體的地位與職能、處理多元治理主體的關系，成為社區治理的難題。在社區治理系統中，黨組織、居委會的行動在整合能力、組織規模、組織吸引力等方面存在短板。政府掌握大量的權力和資源，如果權力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或權力越位，勢必擠壓社會資本的成長空間，影響社會資本的積累。如果長期保持這種趨勢，社會活力將會不斷喪失，社會階層固化，導致權力濫用、腐敗叢生、公民權受損等情況的發生，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因此，如何處理好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影響社會資本積累的關鍵。

　　三、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改革開放新時期，基層黨組織能否在新型社會資本積累、引導傳統社會資本發揮積極性方面發揮正面效果，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綜合黨員構成、組織結構的發展趨勢以及黨的歷史來看，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具有可行性。具體操作中，基層黨組織應在生產與積累、投資、使用等環節發揮作用，利用社會資本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一)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可能性

　　中國的現代性社會資本呈現出勃勃生機，但其存量遠不如傳統性社會資本。為了實現社會的轉型，我們不僅需要進一步增加現代性社會資本的規模，還應積極挖掘傳統性社會資本的積極效用。構建新的社會資本需要多元治理主體的積極、有效、有序的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這一內生于社會的主體――是構建新的社會資本的主力。

　　基層黨組織的這一角色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第一，從基層黨組織的黨員構成來看，黨員既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員，又是社區的居民。基層黨組織以嵌入的方式存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它既是黨和國家政策精神的傳達者，又是扎根于社會的居民代表，身份的重疊使其能夠更靈活地使用個人、黨組織的社會資本。第二，從基層黨組織的組織結構來看，基層黨支部的設置使得每個黨員都在黨支部委員會領導之下，黨員廣泛分布于社會各個領域。因此，基層黨組織遍及社會各個角落，其輻射范圍之廣是其他社會組織所無法比擬的。第三，從黨的歷史來看，從建黨之后的革命斗爭，到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各項建設，中國共產黨始終扎根人民群眾，踐行群眾路線，積累了豐富的歷史資源。同時，執政黨這一角色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擁有豐富的執政資源�？傊�，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是構建新的社會主體的重要主體。

　　(二)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必要性

　　“政黨領導并不一定依賴國家權力，卻經常性地依賴社會力量對他們施展影響。”〔9〕中國共產黨利用社會資本，能夠實現社會發展、社區自治，具體環節有三個：在生產與積累環節，增強社會成員對執政黨的認同;在投資環節，領導各社會主體解決社會問題;在使用環節，培育社區關系網絡，提高社區自治能力。三個環節的實現都依賴于足夠存量的社會資本。

　　1.生產與積累環節：增強對執政黨的認同。中國共產黨重視各類社區、社會組織的作用，并在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中發展黨的組織，使其成為關系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爭取社會各界對執政黨的認同�；鶎狱h組織擔負著傳播黨和國家意識形態的作用，以大量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手段培養民眾對黨的情感、認同，提高黨的影響力;基層黨員主動參與各項社會活動，積極服務社會，履行黨員義務，融入社會關系網絡中，增加人民群眾對黨的認可度。

　　基層黨組織是利用社會資本的重要主體。第一，社區的基層黨組織把黨的政策與社區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深化社區居民對黨的認識，把黨的意志內化為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第二，基層黨組織承擔著組織、配合和鼓勵社區居民、團體的文化活動、志愿服務活動，豐富社區業余生活，指導居民的社會交往、政治參與等職能。如定期組織各類社會組織到社區進行文化科普活動，配合社區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的日常工作，聯系其他基層黨組織為本社區活動提供資源和便利。第三，基層黨組織能夠了解社情民意，運用黨的執政資源，切實為社區發展提供幫助，收集居民的意見建議，并將其盡可能地貫徹到社區活動中。

　　社會資本是由諸多關系網絡構成的，黨員是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主要聯結點。“黨員的‘聯結點’作用，可以使群眾之間形成普遍的合作和團隊，一定程度上引導公民自我組織起來，形成社會‘黏合劑’。”〔10〕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決定了黨員往往是社區活動中最易發動的積極分子，他們能夠主動配合黨組織的工作。黨員樂于與社區居民進行交往，作為紐帶將居民與黨組織聯系起來。由于黨內組織生活的政治經驗，黨員能夠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范例”作用，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向普通居民普及政治參與的基本常識。

　　2.投資：領導多元主體解決社會問題。執政黨對于社會資本的“投資”指的是為了實現預期收益，執政黨在某段時間內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的行為。在革命、建設的不同時期，投資社會資本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的重要手段。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投資社會資本是中國共產黨卓有成效的政策手段。通過深入社會各領域的基層組織，中國共產黨建立并發起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與社會各階層的聯合，克服了傳統性社會資本的排他性。如為發動上海工人參加罷工、發展工人黨員，黨的工運領導人李立三通過聯合青洪幫的中下層分子，在工人中建立黨組織，使黨的組織力量得到極大發展。1927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算作中國共產黨深入分析當時中國社會資本的典范。對社會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劃分，實際是對社會關系網絡的宏觀梳理。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理論基礎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需要黨改變領導人民群眾的方式策略，但是投資社會資本仍然是黨的工作重點。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黨對于社會的控制有所放松，中國社會也在經歷以集體、單位為主體到以家庭、社會組織為主體的轉變。當前，黨和社會各界正在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是社會階層的豐富與分化，社會關系的復雜化，都使得社會資本投資具有風險性。基層黨組織對于社會資本的投資應當立足擴大黨組織在社會的影響力，提高社會各界對于黨的認同。

　　3.使用環節：提高社區自治能力。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的目的是提高社區自治能力，讓社區與居民實現自治。一些治理較好的社區的案例表明，很多社區問題僅依靠個人、市場或者政府等單個主體是無法解決的，需要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穩定的鄰里關系支持著社區成員相互之間的關心、信任，甚至能夠形成非強制性的社區規范。社區關系網絡中分散的私人信息對國家、市場來說并沒有直接價值，但這種社會資本對社區生活具有重要意義。“社區能夠解決國家和市場所無法應付的問題，在社會相互影響，以及通過契約提供公共物品與服務的機制不完善，生活成本較高的地方，尤其如此。”〔11〕

　　社區自治是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的統一。政黨對社會資本的利用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處理黨與社會組織、個人的關系，另一方面則要花大力氣鼓勵社會內部成員建立各種聯系。廣泛的聯系能夠增進社會成員的信任與合作，使社會擁有自治的意愿與能力。以天津市某社區為例，為解決社區內的住房改造問題，社區黨組織、居委會采用“議事協商促辦會”的形式，組織社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聯合開展議事協商促辦活動;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多次召開現場座談促辦會，利用他們的社會資源實行“兩級”代表上下聯動，采取區人大代表提出建議、市人大代表轉交的形式，最終使該小區納入舊樓改造的范圍。一些“老大難”問題的解決大大激發了小區群眾的社區自治熱情。該社區還舉辦了政策學習、意見反饋、愛心活動等活動，以此培養了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規范和意識。事實說明：基層黨組織利用社會資本能夠顯著提高居民的社區自治能力。

　　四、制度與信任：實現基層黨組織、社會資本共贏互動的基本維度

　　制度與信任是實現基層黨組織、社會資本共贏互動的兩種手段。其中制度是剛性因素，體現著強制力對公共生活的確定;信任是柔性因素，體現著社會多元主體對某種自主個體的承認。從結果來看，制度和信任又會對主體形成兩種約束――法律約束和社會約束。將制度看作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偏頗于某一方面而有損另一方的零和博弈思維不適用于現代社會治理，應當用良性互動的共贏思維予以代替�；鶎狱h組織的社區治理，同樣是一個“剛柔并濟”的過程：“剛”是指要把黨的領導融入社會資本的各個方面，用制度為社會資本的積累搭建支架，以政策指引社區的發展方向;“柔”是指從社區到基層黨組織，增加基層黨組織的社會資本，用信任夯實治理基礎，服務于社區自治的實現。

　　(一)制度：以黨的領導融入社會資本，引導社區治理朝著制度化方向發展

　　基層黨組織積累社會資本需要足夠的制度支撐和制度空間。首先，社區關系網絡無法代替有效的國家治理，法律制度與政策環境是社區良性運轉的必要條件。其次，“設計良好的制度可以使社區、國家、市場相互補充而不是互相取代。缺乏制度設計，社區治理會被國家和市場所侵犯。”〔12〕再次，完善制度建設、推進法制化進程，是傳統性社會資本向現代性社會資本轉化的手段�；鶎狱h組織等治理主體無法在基本規范缺乏、行動難以預期的情況下開展工作，應通過法治等基本方式為現代法理型社會資本提供制度化保障�！�13〕最后，改善社會資本的性質、增加現代性社會資本容量，應借助外部制度環境從外向內施加影響。“改變外部環境可能提供一種導致社會資本變化的情境……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能夠導致社會的巨大變化。”〔14〕從制度角度來看，將黨的領導融入社區的社會資本，還應當處理好兩個問題。

　　1.通過制度厘清權限范圍。我國的城市社區治理結構呈現出政府行政組織、社會自治組織和社區黨組織三者共存與互動的基本格局�！�15〕多元主體參與治理的情況，使得厘清各個主體的定位和權限責任非常必要。如果權限不清，常會出現責任推諉、機構重復、管理“真空”等情況。關于基層黨組織的地位和權限，200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規定：“社區黨組織是社區組織的領導核心，在街道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但是并沒有規定居委會等主體具體的職能、權限等問題。由于社區之間的差異太大，其他主體的權限需要視各方協商情況、角力情況而定，基層黨組織要承擔起組織協商、監督落實的責任。

　　2.社區黨組織領導制定切實有效的自治規章。目前我國針對社區的法規是《居委會組織法》和《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二者由于頒布時間過長已經不符合實際工作需要，這使得出臺新的針對社區治理的規章十分必要�；鶎狱h組織應當在權限范圍內，督促社區管理部門領導多元治理主體探索制定社區自治章程，以及日常工作流程細則，并通過法律工作站等形式宣傳、普及社區規章。社區規范的內容必須簡單明了、具體易行，不僅要規定基層黨組織的相關權責，還要規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比如在定期舉行的聯席會等民意表達活動中，要規范意見表達機制：意見表達要在會前用表格登記，領取表格的流程，表格的填寫示例、字數限制等。制度化要求活動內容規范、流程簡化明晰，避免因規定模糊產生的不必要的誤解和摩擦。 　　(二)信任：增加基層黨組織在社區的社會資本，實現多元主體參與的社區自治

　　信任依賴于人們之間互助共濟、相互守望意識與規范的形成。要想與社區居民建立真正的信任關系，進而積累社會資本，基層黨組織和黨員需要積極、善于與居民、社會團體廣泛接觸。以多重途徑來增加基層黨組織在社區社會資本的目的在于，引導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實現社區多元主體的自治。加強基層黨組織與社區主體間的信任，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

　　1.進一步開放黨組織的日�；顒�，增強群眾對黨組織的了解與認同，拉近雙方距離。認同源于了解，以及由此產生的理解。開放黨組織的日常活動，增加居民了解黨組織的機會，讓群眾了解黨員干部認真、積極為民服務的過程，這是勝過無數溢美之詞的有效的宣傳方式。與傳統的社會調研、召開座談會不同，開放黨組織的日�；顒邮且豁楅L期的活動。居民參觀、體驗黨員干部的工作實況，同時可以進行詢問和監督，這也能激發基層黨員的工作熱情。居民的不定期到訪可能會對黨組織的日常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打斷工作人員的日常安排，等等。但是，開放黨組織的日�；顒铀�增加的相互信任，為基層黨組織積累的社會資本要遠大于消極影響增加的工作成本。

　　2.密切黨群關系，注意利用非正式的互動方式，以及挖掘黨員個人社會資本為基層黨組織服務。構建以黨員為節點的人際網絡，是實現黨組織社會資本增殖的重要路徑。“人與組織的溝通往往是缺乏溫度和熱情的，人與人的溝通才會凝結為深厚的友誼和同志般的信任，所以黨員干部要用個人的精神氣質和誠懇態度去打動群眾。”〔16〕特別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人們更加傾向于非正式的、個體性的、自發的參與途徑，黨員要善于利用這些非正式的互動方式增加社會資本。信息網絡平臺在城市社區已經廣泛存在，大量具有共同愛好、共同理念或共同目標的社會成員，以網絡為媒介聚集，規劃、開展集體活動。黨員可以在平臺上發起以興趣為主題的活動，組織休閑娛樂活動，如垂釣、烹飪、騎行等，在活動中拉近黨員與居民的距離，增進彼此的信任。這些活動可以依據年齡而分門別類，由不同年齡段黨員分別負責實施，覆蓋社區的所有居民。如果社區老年人所占比重較高，應當更多地采用電話、當面詢問的方式;以青年為對象的活動，盡量安排在周末，并且考慮幼兒能否同行等各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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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黃曉東. 社會資本與政府治理〔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171.

　　〔15〕 夏建中. 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研究〔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46

　　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推薦《政治與法律》恪守“研究政法理論，推動法制建設”的編輯方針積極推出國內外法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特點是：面向實際，不發空論;注重理論、不就事論事;力求觀點新顏，言之成理，為學科建設和法制建設服務。她是政法界的學術論壇，政治理論研究的向導，政法實務工作的助手。創刊25年來,《政治與法律》以內容豐富、觀點鮮明、文字精煉的辦刊特色，受到中外廣大讀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