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的治理也逐漸開始進入現代化階段了，無論從中國現代政治發展的歷史規律考察，還是從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踐邏輯考量，國家治理現代化這個系統工程，都必須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本文是一篇福建教育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主要論述了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制度資源開發的內生邏輯。

　　〔摘要〕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宏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它離不開治理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其中政治資源的有效開發與運用更是這一系統工程有序展開的根本前提。在諸多政治資源中，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資源無疑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資源。隨著政治發展環境的深刻變遷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需求，科學認識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邏輯進而開發、運用就成為了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內生邏輯,政治制度資源,國家治理現代化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勾勒出新形勢下改革與發展的又一幅宏偉藍圖，隨后的四中全會則將“依法治國”作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總目標的戰略路徑。因此，從政治資源視角把握國家治理現代化，特別是從具有長期性、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制度資源視角探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路徑就顯得尤為緊要和迫切。

　　一、政治資源與政治制度資源的理論審視

　　“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如果理論思維成就了民族的科學巔峰，那么理論審視則是通往巔峰的必經之路。理論審視是對認識工具、路徑的科學把握，是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前提，所以在探討政治制度資源開發問題之前，很有必要謹慎審視相關理論范疇。

　　自近代被卷入現代化大潮以來，中國大地之上就掀起了“西學東漸”的熱潮，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的學說、概念、理論更是大規模地涌入中國，政治資源就是其中之一。“政治資源”概念緣起于西方行為主義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特別重視政治過程中各種變量對政治發展的影響，其中對資源的關注就產生了政治資源的概念。戴維・伊斯頓首先將政治資源引入政治學研究之中：“政治學的總目標必須是了解政治體系所起的作用”，“為了便于實際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學描繪成探討人們如何為一個社會進行權威性價值分配的問題。”〔2〕這里的權威性價值就指社會發展所需的政治資源。美國著名行為主義學者阿爾蒙德將政治資源定義為選票、金錢、傳媒和武裝力量。〔3〕羅伯特・達爾則認為：“政治資源是一個人可用于影響他人行為的手段。包括金錢、信息、食物、武力威脅、職業、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東西。”〔4〕

　　上述對政治資源的認識是基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條件的認知，是基于西方國家政治系統與政治過程的考察，具有鮮明的西方國家特征。我們絕不能簡單套用，更不能完全照搬這一理論范疇，必須要“輔以從中國的經驗出發來看待中國自身的事物”〔5〕。也就是要以中國為中心，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為指導，對政治資源概念進行批判性的引介。在這方面起到典范作用的是學者王滬寧，他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中國現代政治發展邏輯，將政治資源解釋為“政治體系所能調動和分配的資源”〔6〕，可分為物質性政治資源與非物質性政治資源，“物質性政治資源主要包括稅收、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等，非物質性政治資源主要包括制度、體制、政策、政治心理等”〔7〕，這奠定了正確認識政治資源的理論基礎。

　　相較而言，在眾多政治資源中，政治制度是現代政治發展的一項關鍵資源，因為“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穩定性等特征。政治制度具有承載政治意識和規范政治行為的重要作用”〔8〕。“當秩序占主導地位時，人們可以預見未來，從而能更好的與他人合作，也能對自己冒險從事創新實驗感到自信。”〔9〕然而，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政治制度資源格局，同一個國家不同歷史階段也有著不同的政治制度資源需求。政治制度資源既可從他國“進口”，又可從本土開發，但無論“進口”還是“本土”，都必須植根于一定歷史――文化――社會條件。也就是說，政治制度資源開發有著恒定的內生邏輯，必須要在內生邏輯指導下實現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從歷史傳承、文化傳統中汲取精華，從發展實踐中攢聚能量，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制度資源開發更該如此。

　　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的政治邏輯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適用于一切國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演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0〕。回顧中國現代化的艱辛歷程，方知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深受內生性演化歷史規律的支配，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更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邏輯主線和實踐主線。

　　第一，“危機中變革”的現代化演進邏輯，決定了只有實現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才能擺脫民族危機。研究中國政治的學生必須參照歷史，因為這些歷史因素籠罩著中國政治的進程”〔11〕。回顧中華民族現代化發展歷程，不難發現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內在規定性，中國現代化之路承載著鮮明的歷史基因，中國的近代史更深刻影響著中國國家治理的走向。19世紀上半葉，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瀕臨崩潰，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難以遏制的官員腐敗，愈演愈烈的地方武裝割據消耗著封建統治體系的最后氣數。1840年的鴉片戰爭徹底將陳舊、破敗的中國徹底暴露在西方工業文明之中，“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必然要解體一樣”〔12〕，中國的封建統治轟然崩潰，并隨即墮入摸索現代化之路的迷霧之中，中華民族也由此陷入了被人欺辱的危亡深淵。“窮則思變”，面臨民族危機，面對西方工業文明與現代化成果的示范作用，中華民族開始在危機中尋找生機，在絕路中尋找出路，中國現代化之旅在危機中開啟。 　　“危機中變革”的現代化邏輯源自中國后發現代化國家的歷史條件與現實基礎，即在承受著西方國家政治壓迫、經濟蠶食與軍事封鎖的同時，還面臨著積貧積弱與破敗不堪的國情。在這樣一個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東方大國，要實現現代化是一項史無前例而又無比艱辛的歷史創舉。中國對建構現代化國家的探索，不能說后無來者，但肯定前無古人。環顧當時的科技發達、商業繁榮的“繽紛”世界，中國一開始有一種“病急亂投醫”的慌張。從學習西方“器物”以“求富”到學習“體制”以“自強”，中國企圖直接利用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來滿足現代化發展的資源需求。從最初的師法英美，到甲午戰敗后效法日本，眾多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資源都先后被中國“進口”，君主立憲制、議會制、總統制、多黨制等政治制度資源都曾粉墨登場。然而清末新政的流產與辛亥革命的失敗等歷史事實一次次證明：罔顧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特殊性而“進口”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資源，必定會落得“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不但不能發展中國，還可能耽誤中國。再加上中國內部獨特的兩千多年封建余毒的影響和逐漸式微的小農經濟的沉重歷史包袱，中國必須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才能克服內在問題與擺脫外部壓迫。這就決定著必須要開發出中國大地所蘊藏的各種資源以推進現代化進程，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則成為中國現代化邏輯趨勢下的必然路徑。

　　第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革命邏輯，決定了只有實現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才能走出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近代尋求救國之路的歷程昭示著：寄希望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行不通，只有著眼國內、扎根中國，聚焦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十月革命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了中國，“共產主義的幽靈”潛入破敗不堪的中國大地，猶如一股起死回生的力量，塑造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領導核心和革命主體：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推動者。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內生化，也實現了對中國蘊藏的政治制度資源開發，成功地帶領中國人民走過了艱辛、曲折的革命時期，為中華民族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經過1956年的“三大改造”，中國踏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然而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全新社會，怎樣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也在不斷試錯中摸索前進。

　　“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其主要精力是用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斗爭規律的研究，而對資本主義以后的社會始終涉筆很少，慎之又慎。”〔13〕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理論的匱乏，蘇聯的治理經驗就成為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效仿的對象。建國之初，中國積極“進口”蘇聯的政治制度資源，以至于新中國初期的政治系統有著蘇聯的政治基因。雖然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實踐中積累了不少有益經驗，但超越現實的“斯大林模式”也為國家解體埋下了病根，最終導致蘇聯國亡政息并牽連了一批效法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幸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國共產黨就敏銳地意識到：“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了很多問題”〔14〕，中國必須要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發展道路。走自己的道路不僅是因為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國際上難覓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有效資源;還因為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多元、人口眾多、社會結構復雜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國內有著巨大的發展壓力，也蘊含著豐富的政治資源。走出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必須要著重對內部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尤其要加強對政治制度資源的開發以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框架，這既是中國所處歷史方位的要求，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必然。

　　第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改革邏輯，決定了只有實現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才能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的成就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中國發展的必然。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1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更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制度的不斷完善與發展是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根本前提，這就對政治制度資源開發提出了常態化需求。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摸索道路，在試錯中總結經驗，經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終于走出了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徹底把握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現代化改革邏輯，創造了改革開放的發展契機。經濟上的飛躍得益于政治上的變革，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神話的締造源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與發展。中國未來的發展必須要繼續堅持完善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其關鍵則在于在黨的領導下，針對中國經濟發展、政治改革之需，不斷開發出契合基本國情與政治結構的政治制度資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完善及制度優勢的保持提供最有力的支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資源缺損需要中國自己的政治制度資源來補給。改革開放取得經濟飛躍的同時，經濟發展也催生了政治上層建筑變革的需求。“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代表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代表未來先進。”〔1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社會利益多元化、社會結構日趨復雜、社會矛盾集中涌現，制度漏洞與政治制度資源短缺浮出水面，為了保持和有效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政治制度資源的開發成為發展之必需。“我們黨面對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17〕，面臨國際形勢新格局和國內發展的新形勢，中共產黨認真總結建黨九十多年和執政六十多年的實踐經驗，充分認識到了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重要性：“沒有強有力的政治制度，社會便缺乏去確定和實現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18〕。“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19〕，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落后國家邁向社會主義的過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不僅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現代化過程，而且要完成從前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社會向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社會轉化的革命過程”〔20〕。這個過程不僅對政治制度資源有著量的需要，還有著極高的質的要求，既要內生于中國經濟發展實際，又要契合于中國政治系統運作方式，這樣才能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完善，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優勢。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實現路徑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詮釋了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邏輯，同樣也昭示著政治制度內生化開發的戰略路徑：“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的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21〕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就是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把握歷史條件與現實基礎，不斷補給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需要。

　　第一，遵循中國現代化發展規律，以“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為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根本原則。中華民族一百五十多年的現代化艱辛摸索，在摸索實踐中認識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規律，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路走不通，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作為根本原則，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一規律的科學性與真理性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不斷得到驗證。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部分，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工程質量的基礎，更是要以這一中國現代化發展規律為根本遵循，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融進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全過程中，確保開發出的政治制度資源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在性質與功能上的高度一致性。

　　堅持黨的領導，就堅持了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核心主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時期的實踐檢驗而做出的正確選擇”。〔22〕“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23〕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實踐探索中，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歷史――社會――文化條件有著全面而又深刻的認識，建構起了整合全國資源的組織體系，深諳中國發展之所需，熟識中國發展之所急，是辦好中國事的關鍵所在，必然是政治制度內生化開發的核心主體。堅持人民當家做主，就掌握了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強大動力。“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政治文明形態躍進到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新標準，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屬性”。〔24〕人民群眾是歷史進步的根本動力，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動力所在，以人民當家做主為政治制度內生化開發的標準與歸宿，既確保了政治制度資源的社會主義根本屬性，又獲取了源源不斷的開發動力。堅持依法治國，也就堅持了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價值導向。政治制度內生化開發的最終價值在于治國理政實踐中的有效利用，以依法治國為實踐目標，在依法治國實踐中不斷調適政治制度資源的有效性，為開發出科學有效的政治制度資源奠定了重要的實踐基礎。

　　第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歷史傳統中的政治文化作為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文化支撐。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進步都基于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正確審視之上，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同樣也要基于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科學揚棄之上。中華文明是一個具有原生性的、獨立的、自成體系的文明。〔25〕她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的人類文明，具有高度的內在延續性與統一性，文化傳統對現實發展有著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深刻影響。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不僅鑲嵌著舉世矚目的文明瑰寶，還流淌著眾多具有時代氣息和強大生命力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設計。然而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之下，相形見絀的中國曾自卑地徹底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度忽略了傳統文化中的“瑰寶”。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基礎的改變帶來上層建筑的變革，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開始重塑，我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的發展“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6〕脫胎于傳統文化的新事物更“接地氣”，在中華文明圈內有著先天的認同優勢。采擷政治文明之精髓作為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的文化支撐，既獲取了先天的支持與認同，又確保了高度的有效性。

　　透過政治制度資源的視角，不難發現中國傳統文化中蘊藏著眾多具有深刻時代價值的政治制度資源載體：一方面，優秀傳統文化中涵養著眾多具有生命力和時代價值的政治意識，它們彰顯在古代的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之中。比如民本意識。無論是儒家《孟子》中那句傳承千古的名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是道家大聲疾呼的傳世警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深深透射著中華文明以人民為本的政治主張和理念;再如公平意識。“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法不阿貴”、“興國不避大夫，賞善不易匹夫”等法家言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中國古人對公平的強烈訴求。另一方面，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眾多對依法治國具有強烈時代價值的政治制度設計。“我國古代很早就有監察、御史、彈劾、諫官等方面的制度。這些制度有不少在歷代反腐倡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我們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具有借鑒意義”〔27〕。如在“‘公法’領域中所創立的最偉大的制度”〔28〕――科舉制度，成為政治系統官員選拔的主要機制，深刻地影響著世界文官制度的發展。又如有效抑制官員腐敗的監察制度，為政權的穩固與政治體系的正常運轉提供了重要保障。雖然以上掛一漏萬地例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關于政治制度的精華部分，但充分說明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政治制度資源藏量。

　　第三，植根中國政治發展經驗，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有益經驗作為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的實踐支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方式，取得了卓越的經濟成就，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摸著石頭過河，是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法”。〔29〕這種改革方法堅持了黨的領導，充分發揮人民首創精神，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為“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30〕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間和政治支持，“闖”出了一套治理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基礎薄弱的社會主義大國的實踐經驗。這些實踐經驗帶有鮮明的中國文化基因，牢牢扎根于中國獨特的民情土壤，萌芽于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之中，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有益經驗的總結，蘊藏著豐富有效的政治資源儲量，眾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都源自其中。如在2007年，被上升到“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層面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31〕再如十八大以來出臺的《八項規定》以及逐漸成型的黨政干部選任檢查制度與中央巡視組制度等，都是對中國政治實踐經驗的開發。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就是要不斷地從中國政治發展實踐經驗中開發出有效的政治制度資源滿足國家治理現代化之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一個開放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制度資源內生化開發也是一個開放的實踐，既要升華本國政治實踐經驗，還要科學借鑒別國的有益經驗。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東西交流日益頻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溝通更加緊密，在實現商品互通的同時，也實現了信息資源共享，他國的國家治理經驗，也可以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他山之石”。“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2〕。也就是說我們要“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33〕，吸取西方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總結和積累的“好東西”，以規避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生類似的問題，從而提高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質量與效益。在學習“他人好東西”的過程中，關鍵一點在于“化”。“化”的過程就是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的過程，也就是站穩中國立場，扎根中國大地，對“他人的好東西”進行“入鄉隨俗”的科學修整，使其與中國政治體系構架和政治發展邏輯相契合，從而將其“化”為有效的政治制度資源為我所用，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擴充資源儲備。

　　四、結語

　　“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34〕。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資源也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制度資源開發，不能是脫離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獨特條件的“閉門造車”，而應該是內生于“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因地制宜”。只有實現政治制度資源的內生化開發，才能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科學有效的資源儲備，這既是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所昭示的發展真理，也是中國現代化實踐所蘊藏的政治邏輯。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2〕 〔美〕戴維・伊斯頓：政治體系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123.

　　〔3〕 〔美〕加布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7.

　　〔4〕 〔美〕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47.

　　〔5〕 曹錦清.如何研究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

　　〔6〕 王滬寧.市場發育和權威基礎：保護和開發政治資源〔J〕.復旦學報，1995，(2).

　　〔7〕 〔8〕王邦佐，等.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生態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79.

　　〔9〕 〔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82.

　　〔10〕 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9-06.

　　〔11〕 〔美〕詹姆斯・R・湯森，布蘭特利・沃馬克.中國政治〔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2007.4.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1，112.

　　〔13〕 趙曜.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回顧和理論思考〔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0，(6).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1.

　　相關期刊簡介：《福建教育》綜合性教育刊物。面向基層、貼近教師為宗旨,傳播教育理論,總結教育經驗,開展學術咨詢,指導教育實踐。